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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匪的博客

作文不及格,为匪又出格。悠悠天地间,匆匆一过客。

 
 
 

日志

 
 

整编:CCTV-10《百家讲坛》——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一部)(6集文稿)  

2016-12-10 14:22:00|  分类: 【转摘】:百家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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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TV-10《百家讲坛》(讲稿)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一部)(6集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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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讲坛》(讲稿)

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636集)

【内容简介】:《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以春秋战国时期“先秦诸子 百家争鸣”为主题,通过《实话孔子》、《儒墨之争》、《儒道之争》、《儒法之争》、《前因后果》、《继往开来》六部分,解读诸子之间的“论战”,探讨百家争鸣发生的原因及中华文化核心价值。

第一部 《实话孔子》

(一)夫子何人

 (两千五百年前,有一个人横空出世,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和代表,这个人就是孔子。他是风气之先:“从此,我们中国人就有了自己成体系的文化思想和核心价值。”他也是众矢之的:“说来说去,你们最爱的还是你们自己嘛!”有人批判他不识时务:“唉,世道都已经这个样子了,根本就没救,瞎忙活什么呀?”有人批判他不得要领:“你们那一套,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不可能治国平天下!”由此引发了一场历时三百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也留下了中国人世世代代都要思考的无尽的话题。

  两千五百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正处于剧烈的变革之中。为了解决社会中出现的现实问题,社会上先后产生了以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为代表的许多学派,他们著书立说、互相论战,引发了一场历时达三百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也迎来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这就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先秦诸子的学说各成一家之言,对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其中最重要且影响力最大的,便是儒家学派。那么,要了解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我们就先从儒家说起。儒家的创始人是被后世尊称为“万世师表”的孔子,那么,孔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一部“实话孔子”之——夫子何人。)

(许多民族都有独特的智慧曾经的辉煌引以为荣的黄金时代。因此当他们打开国门放眼天下自立世界民族之林时,不会因精彩纷呈而眼花缭乱不会因变化万千而张皇失措也不会因日新月异而妄自菲薄。因为他们有根,有自己源远流长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有自己的精神支柱。我们民族也不例外。春秋战国就是我们辉煌的时代;诸子百家就是我们智慧的结晶;而先秦诸子的百家争鸣则是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华彩乐章。这是一些脍炙人口的故事,这是一些必须铭记的姓名,这是一些仍在闪光的思想,这是一些难以忘却的情怀。这也是一场历时三百多年的跨世纪大辩论,儒墨争雄儒道争锋儒法争用,可谓纵横捭阖机锋迭起智慧纷呈,展现出无穷魅力。何况这场大辩论还留下那么多宝贵思想文化遗产,留下了建设家园的美好理想,应对变革的思想资源凝聚民心的价值体系指导人生的智慧结晶,让我们受益至今。诸子争鸣岂能淡忘?但该说些什么又从哪说起呢?也许先要说到一个人。他是诸子百家第一人也是影响最大的人。百家争鸣因他而起由他而终。他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风气之先也是众矢之的;不可超越又必须超越,难以尽说又不能不说,是一个无论如何绕不过去的话题。这人就是孔子。)

  孔子是什么人?你拿这个问题去问中国人,十有八九说圣人啊,孔夫子是大圣人你这都不知道,太没文化了。而且在孟子的时代,孔子是圣人它差不多都是定论了。孟子说圣人有四种,孔子是当中的一种,叫“圣之时也”,“时”就是时间的时、时候的时、时代的时、时髦的时、时尚的时。这个“圣之时也”是什么意思呢?鲁迅先生说那只能翻译为“摩登圣人”,摩登圣人现在说就是时髦圣人、时尚圣人,鲁迅先生说除了这种翻译没有别的法子。这当然不是孟子的原意,孟子原意的“圣之时也”是什么意思呢?是圣人当中最识时务的。圣人有好多种,有特别清高的,有特别随和的,还有特别识时务的,孔子就是特别识时务的圣人。那么孔子是不是特别识时务的圣人呢,我们后面还要再讲,大家就知道了。

  现在的问题是,说孔子是圣人,孔子他自己同意吗?不同意。孔子的说法是“若圣与任,则吾岂敢”,说圣人和仁人,圣和仁这两个称号,我不敢当。

  但是孔子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想说孔子是圣人。当时有一位官员,去找孔子的一个学生,说你们老师恐怕是圣人吧!“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孔先生恐怕是圣人吧,他怎么那么有才啊,多才多艺啊!孔子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而且很有很有学问。孔子的学生怎么说?那当然了,他说“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什么意思?老天爷让我们老师当圣人啊,不但要让他当圣人,而且还让他多才多艺。

  孔子这个学生是谁啊?子贡。子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子贡姓端木,名赐,卫国人,比孔子小31岁,他在《论语》当中出现的次数是排第二,第一是子路,第二就是子贡。子贡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这个人擅长于搞外交,擅长于搞政治,也擅长于做生意,他是孔子学生当中最有钱的,据说啊,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他赞助的,也是据说。他和孔子的关系非常亲密,甚至也很随便。有一次子贡就去问孔子了:老师,您看我这个人怎么样啊(“赐也何如”)

  大家注意读《论语》啊,我们注意这些人对话之间的称呼。孔子所有的学生,讲到自己的时候只能称名的,所有学生对老师说话只能说自己的名,不能说自己的字。字是尊称,字是称别人的,自己说自己不能说自己的字,比方说一个电视剧曹操说“我曹孟德”,这不对了,曹操之能说“操也如何”。这是礼节。

  子贡就问老师,“赐也何如?”老师看看我,学生我是怎么样?孔子说:你是个东西啦(“器也”)。什么叫器呢?器就是器皿,比如说盘子啊,杯子啊,瓶子啊,都是器皿。但是孔子说的这个器,他不单单是指器皿,广泛地说广义地说它就是个东西了。那子贡说:那老师你看我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何器也”)?孔子说:你是个饭桶(“瑚琏也”)!瑚琏是什么呢?瑚琏就是宗庙里面方米饭的、放粮食的那个礼器。但是这个东西它是放在庙堂里面敬神、敬祖宗的,所以瑚琏也这个意思是什么呢?高级饭桶。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孔子这是表扬,说你很厚重,你很高贵,你的高贵和厚重就像瑚琏一样,或者就像簋一样,就像礼器一样,你是一个礼器。但是我们看孔子另外还有一句话叫“君子不器”,君子不器是什么意思呢?君子不是东西。这不是骂人,意思是什么呢,君子他不能够是一个有固定用途的这么一个什么东西。君子追求的是什么?是道,道在器之上。你要求道,而不要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器,所以“君子不器”。

  我觉得孔子这个地方是敲打子贡。那么孔子这个时候为什么要敲打子贡呢?因为子贡这个人太聪明了,这人一聪明啊,他会有毛病,什么毛病呢?耍小聪明,卖弄聪明,炫耀聪明。据《论语》的记载,子贡这个人喜欢方人,四四方方的方,方是什么意思呢?有两种解释,一种说是讥讽,一种说是比较。其实这两种解释在我看来是一回事,就是子贡这个人他老喜欢拿自己和别人比,比下来的结果是什么呢?人家都不如咱,那说起话来就不太好听了,或者说起话来就不太客气了,或者说到别人的时候他就带着讽刺的口吻了。孔子觉得这不行,这样的学生得敲打敲打。你到处卖弄你的小聪明,你不得得罪人吗,你不得惹事吗,老师不能不管啊。

  所以孔子说,赐啊,孔子就叫他的名了,你就那么优秀吗(“赐也贤乎哉”)?我就没那闲工夫(“夫我则不暇”),我就没有闲工夫来把别人跟自己比觉得别人不如自己。孔子这是对的,一个人啊,不要老和别人比。现在很多人就是喜欢拿自己跟别人比,比下来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这叫人比人气死人,结果给自己惹一肚子气;还有一种比法呢,比下来就觉得别人处处不如自己,结果是什么呢,骄傲自满。所以孔子说我没这些闲工夫,不要比。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每个人都有长处,每个人都有优点,要多看别人的优点,少看别人的缺点,不要去挑别人的毛病,多想想人家有什么比我强的地方,那么你把这个长处学过来。你从张三那儿学一点长处,李四那儿学一点长处,王五那儿学一点长处,你不三个长处了吗!你从张三那儿看一毛病,李四那儿看一毛病,王五那儿看一毛病,你自己仨毛病!孔子敲打他。

  但是敲打归敲打,欣赏归欣赏,孔子是非常喜欢子贡的。孔子临终的时候病得很重,子贡赶来看他,孔子说,赐,你为什么来得这么晚啊?说我死了以后,我的这些谁来继承啊?谁来继承?子贡他们。孔子去世以后,子贡就发起了一场造圣运动,就是把孔子打造为圣人。而且当时呢,社会上刮了一股风,这个风就是要否定和贬低孔子,而且就拿子贡来说事,都说子贡比他老师强多了。子贡这个时候就出来说话了,说你们懂什么啊!我端木赐,我这个房子院墙很低,只有肩膀那么高,你们一看,哦,里面房子不错,都看清楚了;我们老师的房子是什么房子,深宅大院,你门儿都摸不着,你哪知道他老人家深浅啊?别人再优秀那是丘陵,我们老师那是太阳,那是月亮,谁都超不过。所以,那位高官太宰来问子贡,说你们老师可能是圣人吗?子贡马上说那当然了!老天爷就想让我们老师当圣人。

  (孔子在世时,谦虚地不敢承担“圣贤”之名。但是两千多年来,孔子一直作为“万世师表”而被世人所敬仰。传说中孔子有弟子三千,其中的贤达有七十二人,“孔圣人”的名号便是在孔子逝世后通过弟子的传播得到巩固的。那么,既然孔子并不同意别人称他为“圣人”,他又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呢?)

  孔子说,不对。“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孔子说太宰这些人他知道我吗?你们知道我吗?我小时候是很贫贱的,因为我很贫贱,所以我会干很多脏活、苦活、累活、下贱活。这句话是非常了不起的,我们都只知道孔子是大圣人,不知道孔子小时候是苦孩子。孔子祖上原本是宋国的大贵族,但是慢慢地家道衰落了,最后在宋国都待不下去,移民到鲁国。到了鲁国以后,孔子的父亲做过邑宰,也就是一个县级干部。而且孔子三岁那一年,他父亲就去世了。孤儿寡母,艰难度月。孔子小时候干过很多活,做季氏大夫的家臣,看过仓库,唯过牲口,做过会计,一步一步地做上去,自学成才。所以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什么意思?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孔子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圣人,我会的是些下贱活,怎么会是圣人呢,君子是不会这些下贱活的,这是一种解释。但另一种解释是什么呢,说我之所以多能,是因为我从小吃过苦,我会干很多别人干不了的活,那些养尊处优的人,能有这么多能耐吗?关键在这里,“君子”二字怎么解释?我认为,此刻的君子是君子的本意,就是君之子。君子这个词本意是君之子,就像公子,公子的本意是什么呢,公之子。再翻译过来是什么呢?上等人。上等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他哪会这个?只有穷人的孩子才早当家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孔子小时候受过这么多苦,他才能够多才多艺,所以他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那些高贵的人、上等的人,他能有我这么多本事吗?没有。这是第二种解释,而且我倾向于后一种解释,而且我认为孔子之所以最后成为圣人,或者称为大学问家,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与他小时候的吃苦是有关系的。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要多吃点苦,养尊处优、娇生惯养不是好事。所以我不是有一个主张吗,我说现在的年轻人考上大学以后应该保留学籍一年,然后去当兵,当工人,当农民,知道一点人间疾苦。

  即便孔子的意思不是我解释的这个意思,我觉得也很了不起。因为这个时候孔子已经非常有名了——虽然他不承认自己是圣人,他至少是文化名人—— 一个人成名了以后往往不愿意说自己年轻的时候那些苦难遭遇,或者是不大被人看得起的那些事情。事实上孔子最后也是看不起那些事的,他称之为鄙事嘛,就是下贱活,他也看不起,我们后面还要讲到,他反对他的学生学农,反对他的学生干活,看不起。但尽管看不起,他还实事求是地把这个说出来,我觉得也很了不起。仅凭这一点,我们将敬重他老人家一辈子。

  (幼年坎坷的生活经历,对孔子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从《论语?子罕》篇中的这条记载,我们看到了一个曾经年少贫贱的邻家子弟,一个成为了普通人的孔子。那么,当孔子走下了圣坛,在易中天教授看来,作为普通人的孔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所以孔子不承认自己是圣人,他说自己就是普通人,“吾犹人也”。可是你要说孔子就跟咱一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这个好像也说不通啊,他总得是个什么人吧。是什么人呢?我的答案是“学人”,孔子是个学人,理由有三条:好学、博学、活学。

  孔子是一个非常好学的人,他的名言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等等大家都很熟悉,孔子甚至说了这样的话,他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请大家注意孔子的口吻,称自己是什么?丘。这个时候孔子说这句话他没有特定的对象,他用谦称丘。他就说,一个十户人家的地方,就有像我孔丘这样又忠诚、又厚道的人,但是像我孔丘这样好学的,没有。甚至有人问他说,你的学生当中谁好学?他说我学生当中有一个好学的,颜回,颜回死了,颜回死了以后没有了。所以孔子对于“好学”这两个字评价是非常高的,在忠信之上,好学。

  第二呢,博学。当时卫国有一个人去问孔子的学生子贡,还是我们前面讲的子贡,说:“仲尼焉学?”什么意思呢?仲尼从哪儿学的?请注意这里的称呼,称的孔子的字,仲尼。《论语》一书当中称孔子有各种称法,孔丘、仲尼、夫子等等,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吻。仲尼焉学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仲尼他学问那么大,他跟谁学的?他从哪儿学的?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好奇,还有一种是质疑。因为现在社会上的人都有好奇心啊,如果看见一个人学问特别大、课讲得特别好,他就要琢磨琢磨你哪个学校毕业的,哪个专业啊,学什么的啊,哪个老师啊,他得问问;你要是答不上来他说你是骗子,你的学问从天上掉下来的?问题在于孔子他恰恰是个没老师的,用今天的话说,他是自学成才。那这个问题怎么回答呢?自学成才好像总觉得可疑啊,没受过正规训练嘛。子贡怎么回答?子贡聪明啊,子贡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文武之道什么意思?就是周文王、周武王创造的那个文化的精神和精髓,这叫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它没有沦丧,它没有消亡,在哪里呢?在民间,在人,每个人那儿都有,所以子贡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文武之道遍地都是嘛,就在我们社会当中嘛,我们老师在哪不能学,他干吗一定要有专门的老师、专门的学校、专门的专业呢?用不着啊。

  这个回答是相当地漂亮。我们都知道,英雄不问出处,一个人他只要学问是真学问,只要他课上得好,你管他那个学校毕业的!你管他跟那个老师学的!他干吗非得就有一个固定的老师、一个固定的专业呢?所以我很赞成李零先生的观点,李零先生的《丧家狗》这本书在这个地方他有一个观点,他说“学无常师,才叫大师”。什么叫大?有容乃大。什么叫师?可法月师。就是你的容量非常大,兼收并容,这才是大;而你的这种学习别人是可以学习的,这才叫师呢,加起来才能叫“大师”。但是,这个社会上总是有一些拘泥的看法。

  有一个达巷党人,什么叫“达巷党人”?杨伯峻先生的解释说,达就是地名,这个地方叫达;巷党就是街道、里巷的意思,党就是讲这一个地方。比方说咱们一个乡,叫乡党,现在陕西人还保留了这样一种称呼,见了一个陕西人,“我陕西人”,“你陕西人?乡党”,老乡啊。达这个地方呢,有个老乡,他说了这么句话,他说:“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这话传到孔子那儿了,孔子就跟学生们说了:“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我干什么呢,我当马车夫吧。

  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郑玄、朱熹这些人解释说达巷党人夸孔子呢,说孔子这个人太伟大了,他太博学了,他学问样样都好,我们都不能叫他是某某专家,只能叫他大师;而孔子很谦虚地说,我哪是大师,我就是赶车的。这是一种解释。另外的像杨伯峻先生、林语堂先生、李零先生认为不是,认为是讥讽或者是叹息。

  (杨伯峻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所著的《论语译注》《孟子译注》等书都是古籍翻译的重要著作。林语堂先生是我国著名文学家,他曾撰写《孔子的智慧》一书,将儒家学说介绍到西方社会。李零先生现为北大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他撰写的《丧家狗:我读论语》一书在知识界引起巨大反响。那么,这三位学者对于孔子的“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句话各持什么样的看法呢?)

  杨伯峻先生认为达巷党人的意思是叹息,哎呀,孔子这个人嘛,博学是博学,没有专长,什么专家都算不上,可惜了了。林语堂先生的解释是什么呢,孔子这个人啊,样样精通,是样样稀松,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不精。那么李零先生怎么解释的,李零先生说这是一个比喻,就是孔子说我做什么呢?如果我要做一个专家的话我做什么呢?我是做射击手呢,还是做马车夫呢?李零先生说,射击手的特点是什么?盯准一个目标,你要射击嘛,你要瞄准,瞄准一个地方,你不能乱动,专家型的学者;马车夫是什么?赶着车到处跑,非专家型的学者,通才。孔子说,我选择做马车夫。也就是孔子并不认为一个人一辈子就得做某某一种学问,别的学科不能涉及,孔子不这么认为。

  孔子好学,孔子博学,孔子还活学。孔子的学问都是活学问,孔子不做死学问,因为他“学无常师”嘛,他的主张是“三人行,则必有我师”,也就是说他不但在书本上学,也在社会中学,在生活中学,在实践中学,所以他学问做得很活。

  (易中天教授认为,作为万世师表的孔子首先是一个好学、博学和活学的人。在《论语》一书中共有64次提到了“学”字,从开篇首句的“学而时习之”到“学而不厌”,再到“敏而好学”,“学”的精神始终贯穿着孔子的思想和行动。那么,孔子的学问究竟从哪里来的呢?)

  孔子的学问为什么这么好呢?三个原因:第一是悟性,第二是贯通,第三是实践。

  孔子讲究做学问要有悟性。有一天,孔子突然问他的学生子贡:赐啊,你觉得你和颜回两个相比怎么样(“汝与回也,孰愈”)?前面我们讲过了子贡这个人是老喜欢和别人比的,而且比下来的结果都是别人不如自己的,你跟颜回比比怎么样。子贡这回可能学聪明了还是怎么回事,子贡说:哎呀,端木赐哪里敢和颜回比啊(“赐也何敢望回”)!颜回这个同学,老师教他一,他回去一琢磨想出十来了(“回也闻一以知十”);赐呢,都想不到二啊(“赐也闻一以知二”)。孔子很赞同,点点头:嗯,“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这句话又怎么翻译?吾与汝,吾就是我,汝就是你,当中那个“与”是什么意思?就是我赞成你,与就是赞成的意思,我赞成你的说法,你是比不上颜回。

  请注意这个地方,子贡称了颜回的什么?名。颜回字子渊,所以称字要称颜渊,但是子贡没有叫他颜渊,叫他颜回。那是不是子贡对颜回不礼貌呢?不是,因为是在跟老师说话,跟老师说话谈到其他的同学,必须说名,不能说字。而且后代一直延续这样的一个礼节,对尊者说话的时候,说到自己的同辈、同级,都是说名的,直呼其名。比方说你跟皇帝说话,你说到曾国藩,你就说“曾国藩怎么样”,三个字,就这么说;但是你见了曾国藩你用另外一种称呼。

  子贡为什么比不上颜回呢?颜回闻一知十,用现在的话说是举一反三,就是有悟性。学人文学科的,悟性比什么都重要,这是我的观点。而且我觉得一个教学,最重要的就是培养学生的悟性。以前我们很多人认为教学的任务就是传播知识,这个我不是太赞成的,知识当然要传授,但是知识不如方法,方法不如智慧。打个比方说,好比咱们电脑,知识就好比数据,电脑没有数据是不能运行的对吧;方法好比什么呢,程序。程序重要还是数据重要?程序重要。你没有程序这个电脑不能运作啊;数据你可以录入,而且数据你录不完的,知识你是学不完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方法,你要有了方法,你拿来知识是有用的知识;你没有方法你一地鸡毛,知识是没有用的。而更重要的呢,你是要有设计程序的程序,那就是智慧,这个就要有悟性。

  所以还是孔子和子贡谈话,有一次孔子跟子贡说:赐,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就是读书读得多,知识挺多,记性又好啊?子贡说:是啊,不是吗?原文是“然。非与?”我们都《论语》,读这些书,我们要把语气读出来,不要搞那种死记硬背:“然,非也。”你什么都没领会。孔子说:“非也”,不是,我这个人不是书读得多、知识多、记性好,是什么呢?“予一以贯之”,我做学问的诀窍是用一个东西去贯穿它。什么东西,孔子没说。但是我们可以领会,也就是我们做学问,我们学习,一定要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东西,这个东西可以是基本观点,可以是基本方法,可以是内在逻辑,一定要有一以贯之的东西。这叫什么呢?叫纲举目张。纲举则目张,你没有纲,你这些目是没有用的。可惜我们很多人都没有记住孔夫子的教导,老喜欢比知识多。

  这就说到孔子的第三条了,实践或者说有用,孔子非常强调实践。为什么强调实践呢,这也有原因,就因为孔子的学问主要是两门:一个是政治学,第二个是伦理学。这两门学问都是实践性非常强的学问。我不是说所有的学问都要实践,有的可以是不需要的,有些它是必须实践的。政治学、伦理学必须实践,你不实践你没有用,你不实践就没有意义,你不实践你也不知道你的观点是对是错。政治学要在哪实践?官场。伦理学要在哪实践?社会。要实践政治学和伦理学要干什么?做官。因为你做了官以后你才能推行你的政治主张,才能进行政治学的实践,你做了官以后你才能敦风化俗,你才能进行伦理学的实践。由于孔子的学问是这样的学问,这就注定了孔子他必须做官。那么孔子他想做官吗?我们下集告诉大家。

(二)学而优则仕

    孔子的学问要想用得上,只有一条路:做官。

  孔子想做官吗?想。有多想?跃跃欲试,蠢蠢欲动,急不可待。据《论语·子罕》,有一次,还是前面说到的那个学生──子贡,忽然问他的老师:如果这里有一块美玉(有美玉于斯),咱们是把它藏起来呢(韫椟而藏诸),还是找个合适的人卖了呢(求善贾而沽诸)?前面说过,子贡这人,很会做生意,是孔门弟子中唯一的大商人。孔子周游列国,据说就是他赞助的(当然只是据说)。现在时兴讲儒商,子贡便可算作祖师爷。因为他又有学问又有钱,还有官衔,是儒商中的顶级儒商。在商言商,所以子贡会有这话。

不过,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往往不能就事论事,只做字面理解。比如据《论语·学而》,有一次,还是子贡,问他老师:“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谄,就是低三下四,讨好巴结;骄,就是趾高气扬,盛气凌人。所谓“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就是说,穷不傍大款,阔不耍大牌,怎么样?孔子说,可以。但不如贫穷却快乐,富有也好礼(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又问:《诗经》上说,要像对待象牙一样,仔仔细细地切磋(如切如磋);要像对待玉石一样,仔仔细细地琢磨(如琢如磨)。是这个意思吧(其斯之谓与)?孔子一听,十分高兴地说,阿赐呀阿赐,我可以和你谈诗了(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诉你前面的,就知道后面的(告诸往而知来者)。

  这话听得我们一头雾水,这都是哪跟哪呀?原来,孔子的说法,确实比子贡的境界高。“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只是避免了“不应该”;“贫而乐,富而好礼”,却是提出了“该怎么样”。前者是对别人,后者是对自己。前者易,后者难;前者要求低,后者要求高。因此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即精益求精。从前者到后者,是精益求精;从子贡到孔子,也是精益求精。子贡浮想联翩,举一反三,悟出了这个道理,所以孔子夸他。

  孔门师生之间的对话既然像打哑谜,不能就事论事,则子贡前面说的话,也就不是要做买卖,而是在打比方。子贡的问题很清楚:一个人才,一个士(美玉),是应该隐居呢(韫椟而藏诸),还是应该从政(求善贾而沽诸)?这个意思,孔子当然懂,便飞快地说:卖了吧,卖了吧(沽之哉,沽之哉)!我这正等着卖呢(我待贾者也)!

  这里的问题是“贾”。贾,音古,商人的意思;也通价,价钱的意思。如果是后者,则孔子的“待贾”,就要读作“待价”,也就是在等好价钱。事实上“待价而沽”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但我更赞成许多学者的观点,所谓“待贾”,是在等好买主,即子贡说的“善贾”,也就是识货的人。当然,“善贾”也可以读如“善价”,即理解为好价钱。不过,宝刀赠烈士,货卖与识家。对于孔子来说,“识货”恐怕还是比“价高”重要。这当然也可以讨论,但不管怎么说,孔子一口气说了两个“沽之哉”,他急于从政的心情,已是跃然纸上。孔子既然都在“待贾”,则后世的读书人如果“待贾”,也不丢人。说他们“待贾”,也无贬意。认为“待价而沽”不清高,庸俗,其实是后世腐儒的看法,虚伪得很。

  孔子的急于从政,还惹得他另一个学生不高兴。这个学生就是子路。子路就是仲由,子路是他的字,也叫季路(季是排行)。子路生于公元前542年,卒于公元前480年,比孔子小九岁。他是孔门中的老前辈,不但年龄大,而且辈分高。据李零先生考证,孔子三十五岁以前居鲁时,子路就跟了孔子,是“黄埔一期”。他在《论语》一书中出现的次数最多,其次是子贡,再次是颜回和子夏。实际上孔门弟子中最重要的也是这四个人。颜回是“学习标兵”,子夏是“文化传人”,子贡是“造圣运动”的领袖,但他们的辈分都比子路低。颜回和子贡是“黄埔二期”(孔子自齐返鲁后招收的学生),子夏是“黄埔三期”(孔子周游列国时招收的学生)。子路,实在要算作孔门弟子中的大师兄。

  子路追随孔子时间最长,挨骂也最多。孔子对他,不仅是骂,而且常常是痛骂。倒不是孔子不喜欢子路,而是子路的脾气太坏。他这个人,用北京话说,叫“浑不吝”,也就是性子急,胆子大,脾气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水里火里不回头,是头犟牛。李零先生说他像李逵,有道理。李逵是什么样的呢?口无遮拦,经常挨骂。子路就是这样。他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老师不老师的,他可不管,非说不可。

  现在就来看孔子怎么惹得子路不高兴。据《论语·阳货》,孔子曾经有过两次被人招聘做官的机会,一次是在公元前501年,另一次是在公元前490年。但是,这两次招聘都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招聘者是叛军。公元前501年那一次,是鲁国大夫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盘踞费邑谋反;公元前490年这一次,则是晋国赵简子的家臣佛(音毕西)盘踞中牟反赵。这两次,都是家臣反叛大夫,典型的犯上作乱,而孔子居然两次都想去(子欲往)。子路就不高兴了。子路这人直呀!一不高兴,那表情就明明白白写在了脸上,《论语》的说法是“子路不说”(说,就是悦)。其实岂止是不悦,子路还有话说,而且话说得很难听。

  子路说什么呢?第一次,子路说:没有地方去(末之也),也就算了(已),为什么一定要去那种人那里(何必公山氏之之也)?第二次,子路的话就更不客气。子路说:过去,仲由曾经听先生说过(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出尔反尔当叛徒做坏事的人(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是不到他那里去的(君子不入也)。现在那家伙阴谋叛乱(以中牟畔),先生却要去帮他,请问怎么解释(如之何)?

  这话问得一针见血,不要说孔子不好回答,就连我们这些旁观者,也替他老人家捏一把汗。于是后来那些尊孔的,就来帮孔子打圆场。有人说,孔子哪里是真想去?不过考验试探学生罢了。也有人说,孔子答应去,是因为心软、厚道,打算去了以后帮他们改邪归正。还有人说,帮助家臣反叛大夫,也就间接地帮助了诸侯,等于以毒攻毒。所以孔子虽然并不想去,却也不拒绝。子路浅薄,哪里懂得夫子的深意。

  这就是曲意回护了。即便孔夫子,也未必领他们的情,因为孔子自己有回答。其实子路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前面说过,孔子是一个学人。照现在的理解,一个学人,就该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做学问,为什么要到处乱跑,又为什么那么想做官呢?

  且看孔子如何回答。

  第一次,孔子回答说:他们招聘我,难道是白招吗(夫招我者,而岂徒哉)?答案不言而喻:不能白招。怎么个不白招呢?讲条件。怎样讲条件呢?你要用我,就得依我的主张。依了孔子的主张又怎么样呢?孔子说,如果他们真的用我,我就把那个地方变成东周(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后面我们还要讲到,回到东周,正是孔子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做出的设计。可惜,这个设计,一直没有机会去实施。现在机会来了,能不抓住吗?

  这就是孔子急于做官的第一个原因:实施政治蓝图。

  然而孔子的这个说法,好像并没有说服子路。第二次,子路的质疑更加激烈,简直等于指责孔子言行不一。孔子这回也急眼了。他说:不错,我是说过“君子不入”这样的话(然,有是言也)。可是,真正坚固的东西,磨也磨不薄(不曰坚乎,磨而不磷);真正洁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这意思也很清楚:我这回是到坏人那里去。但是,像我这样真正的好人,难道就会跟着变坏了吗?这当然也讲得通。不过,这只是回答了能不能去的问题,没有解释为什么要去。不错,真正的好人,到了坏人那里也不会变坏。但是,你又何必要去呢?要知道,坏人并没有拿着刀子逼你去呀,就算不能严词拒绝,至少也能婉言谢绝吧!这就让子路想不通。于是孔子又进一步解释说:“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这里说的“匏瓜”,是一种味道很苦的葫芦,只能挂着好看,不能吃。所以,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说,我难道就中看不中用,只能挂起来做摆设吗?

  妙哉此言,这才是心里话。原来,孔子是一定要被人所用的。为什么呢?因为孔子的学问,首先是政治学,其次是伦理学。政治学也好,伦理学也好,都要实践。不实践,一点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而且也不知道那学问是对是错。怎么实践?做官。要推行政治主张,固然要做官;要实现道德理想,同样得做官。因为只有做官,才能教育人民,敦风化俗。更何况推行政治主张也好,实现道德理想也好,都需要时间,孔子岂能不急?

  这就是孔子急于做官的第二个原因:实践学术主张。

  孔子急于做官,还有第三个原因:实现人生价值。孔子是什么人?或者说,是什么人的代表?士人,君子。士人是相对于庶人的,君子是相对于小人的。士人与庶人、君子与小人,有什么区别?孔子认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庶人和小人没有。所以孔子说,一个君子,如果“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那就“难矣哉”(《论语·阳货》)。“难矣哉”是什么意思?李泽厚先生说是“难办”,李零先生说是“难受”,总之是不行。孔子还说,一个士人,如果贪图安逸(怀居),那就不配称作士,谓之“不足以为士矣”(《论语·宪问》)。为什么呢?就因为士人和君子有人生价值,而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必须做事。

  那么,士人和君子做什么事?两件事:一是做官,二是做学问。而且,最好是两件事都做,即“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这句话虽然是子夏说的,却很能代表孔子的意思,因为这就是他的理想──在读书与做官之间游刃有余。过去,人们常常把“学而优则仕”理解为书读得好,就能做官,或就去做官,这是不对的。因为这句话的前面,还有“仕而优则学”。如果“学而优则仕”是“书读得好就做官”,那“仕而优则学”是什么意思?是“官做得好就读书”吗?显然不通。其实,这里的“优”,不是“优秀”,而是“优裕”,即“有余”或“富余”。也就是说,做官而有余力,就治学;治学而有余力,就做官。一边做官,一边做学问,两边都不耽误。

  这当然也不错。但如果做不到呢?首选什么?做官。在孔子看来,做官是最重要的,不做官则是可耻的。为什么最重要呢?因为做官是读书的目的。为什么不做官可耻呢?因为只有做官,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职业;也只有通过做官赚的钱,才是士人和君子的正当收入。要知道,士人和君子也是人,他们也要谋生,要吃饭,要有钱用。钱从哪里来?非由天降,非由地生,只能去做官。种地是不行的,孔子瞧不起那些“鄙事”。孔子有个学生,就为这事很不讨老师喜欢。这个学生叫樊须,字子迟,所以又叫樊迟,比孔子小三十六岁,也是“黄埔三期”。此人不知哪根筋搭错,居然提出要学习种粮。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粮农(吾不如老农)。又提出学习种菜。孔子说,这事我不如老菜农(吾不如老圃)。樊迟一走,孔子就大骂这学生,说是“小人哉,樊须也”(《论语·子路》)。显然,在孔子看来,干农活,当工匠,做生意,都不如读书做官。读书做官的是君子,其他都是小人。

  咦,这就奇怪!孔子不是说过,他自己少年时代也“多能鄙事”吗?怎么又蔑视农工商了?对不起,“多能鄙事”那是过去。过去,孔子是“小人”,甚至是“贱人”。为了“谋生”,不能不干些“下贱活”。这些“下贱活”,也曾经让他从中受益。这一点,他也承认。但现在,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是“君子”了。“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谋心不谋生”,岂能再去种粮种菜,挑个小担儿卖红薯?何况孔子还有一个观点,叫做“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也就是过去的事情不能纠缠,要紧的是面向未来。未来是什么?做官!做官!做官!

  由此可见,孔子主张士人和君子做官,就像现在的国企改革一样,是要解决两个问题: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人往哪里去?往政界去。钱从哪里来?从俸禄来。所以必须做官。为了做官,孔子曾经放言,说是如果有人用他来治国或者齐家,则“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期,音基。从今年这个月到明年这个月,叫“期月”,也就是整整一年。孔子的意思很清楚,只要让我做官,保证“一年初见成效,三年大获成功”,简直就像现在的某些医药广告。

  孔子还为自己的学生做宣传。据《论语·雍也》,有一次,鲁国大夫季康子向孔子征求意见,问他的学生谁可以出来做官。季康子先问子路,再问子贡,再问冉有。子路和子贡,前面说过了,这里简单介绍一下冉有。冉有,名求,字子有,生于公元前522年,比孔子小二十九岁,“黄埔二期”的。他也是孔子的重要学生,特点是行政能力强,还善于理财,最适合做财政部长。孔子的回答,是他们三个都不成问题。子路果敢决断(由也果),子贡通情达理(赐也达),冉求多才多艺(求也艺)。从政治国,绰绰有余,做个官算得了什么呢(于从政乎何有)?可见,只要有机会,他不但推销自己,也推销学生。

  好家伙,这就简直是“官迷心窍”了。自己想做官,也主张学生做官,还认为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当年批判他“读书做官论”,不算冤枉。

  那么,孔子是“官迷”吗?

  不是。为什么呢?两个原因。第一,孔子虽然很想从政,准备从政,急于从政,却并非见官就拜,是官就做。孔子做官,是有原则、有底线的,这就是必须“邦有道”,也就是政治清明。孔子说得很清楚:“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谷,就是官员的俸禄。古代以谷米为俸禄,相当于现在的工资、薪水。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也做官领薪水,就可耻。孔子又说:“天下有道则见(现),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这意思也很明白。天下太平,就出来工作(见);不太平,就当隐士(隐)。国家政治清明,你还穷兮兮、赖兮兮的,没有财富(贫)也没有地位(贱),可耻!国家政治黑暗,你却荣华富贵,飞黄腾达,更可耻!

  这样一说,我们就清楚了。出不出来做官,要看政治状况。为什么要看政治状况?因为政治状况不好,理想不能实现,自身也不安全。所以,在孔子那里,做官是重要的,却不是唯一的。这是孔子的第一条原则。

  第二条原则,就是你再想做官,再想赚钱,再想富贵,也必须“取之有道”,不能采取不正当手段。在《论语·里仁》,孔子说,发财和做官(富与贵),这是人人都希望的(是人之所欲也)。但如果必须采取不正当手段去得到(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宁肯不要(不处也)。贫穷和卑贱(贫与贱),这是人人都厌恶的(是人之所恶也)。但如果必须采取不正当手段去躲避(不以其道得之),君子就宁肯不躲(不去也)。这里的第二个“不以其道得之”好像有点问题,杨伯峻先生认为应该是“不以其道去之”。这个也不必去管他,反正孔子的意思就是,追求富贵也好,躲避贫贱也好,都必须采取正当手段。

  孔子这段话很重要,也很有意思。他虽然强调“道”,却也不回避“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但“不以其道得之”,则“不处”、“不去”。这可真是既坚持原则,又实话实说,不唱高调,可谓“真君子”!可惜后世许多人,却只承认后半截,不承认前半截;或者只强调后半截,不强调前半截。这是不全面的,也不是孔子的原意,更不是孔子的理想。孔子的理想,是天下有道,读书做官,富贵荣华。身处乱世,隐居民间,安贫乐道,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士之为士,就是要做事。不做事,又何以为士?既然做了事,则富也好贵也罢,又有什么不能要的?至于世道不好,做不了官,那只能怪运气。想,还是可以想的。当然,不想,也是每个人的自由。当真不想的,是“真隐士”。最怕的是心里特想,嘴上又不承认。这是什么?是“伪君子”。

  伪君子是孔子不喜欢、不赞成的,我们也不喜欢、不赞成。

  现在我们知道孔子为什么想做官了。一是为了实施政治蓝图,二是为了实践学术主张,三是为了实现人生价值。这才有他所谓的“读书做官论”。问题是,做官并不容易,得会才行。不会,也白说。

那么,孔子他会做吗?

(三)君子固穷

  现在看来,孔子大约也是会做官的。对于这件事,他是“三有一懂得”,即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懂政治。我们读《论语》,会发现多次有人问政,孔子都有回答。比如《论语·颜渊》,就有子贡问政,子张问政,齐景公问政,季康子问政;《论语·子路》,则有子路问政,仲弓问政,子夏问政,叶公问政。问政的人,有执政者,也有学生,孔子都对答如流,留下了许多治国的名言,比如“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比如“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等等,都是。可以说,孔子为他的从政做了充分的准备,而且是“时刻准备着”。

  孔子也有想法。为了这些想法,子路还顶撞过孔子。这事可能发生在卫出公五年(公元前488年),即孔子六十四岁、子路五十五岁那年。这年,卫国的国君卫出公准备聘用孔子。据《论语·子路》,子路听说后,就去问他老师:卫君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卫君待子而为政),先生的第一件事准备干什么(子将奚先)?孔子说:那一定是“正名”吧(必也正名乎)!子路马上就表示不以为然。子路说:先生真有这想法吗(有是哉)?那也太迂腐了吧(子之迂也)!干嘛非得正名(奚其正)?孔子一听,勃然大怒说:仲由!你也太野蛮、太粗鲁、太放肆了(野哉由也)!一个君子,对自己不懂的事情,是应该保持沉默的(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你怎么信口开河!

  看来,至少从子路开始,说直话的就不讨人喜欢。于是六十四岁的先生,就开始教训他五十五岁的学生。孔子告诉子路,正名是极其重要的。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畅(名不正,则言不顺);言语不顺畅,事情就不能成功(言不顺,则事不成);事情不成功,礼乐就不能复兴(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复兴,刑罚就不能得当(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得当,老百姓就会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措〕手足)。孔子的意思也很清楚:正名,难道是小事?

  正名为什么重要?因为这是孔子的施政纲领,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什么叫“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名分”来做人做事。这就先要“正名”。正了名,大家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知道应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都守规矩,不胡来,社会就有序,天下就太平。所以孔子对子路说,规定了一种名分,就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能说出来;说出了这个道理,也就一定能够做到。这就叫“名之必可言”而“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

  那么,孔子在卫国正名了吗?如果正了名,他成功了吗?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孔子在卫国只呆了四年,卫出公九年(公元前484年)时就离开了。据《左传·哀公十一年》,当时孔子是一言不合,叫人套上车子就走(退,命驾而行)。走的时候还说:鸟是可以选择树的,树还能选择鸟吗(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看来他是碰了钉子。

  忠实而莽撞的子路倒是留在了卫国(也可能在鲁、卫两国之间往返),而且在卫出公十三年(公元前480年),体面地牺牲在卫国的动乱中。据《左传·哀公十五年》,当时子路被人用戈击断了冠缨。冠缨断了,冠就戴不住。子路说,君子即便死,也不能免冠(君子死,冠不免),便一面用双手系着冠缨,一面被人砍成了肉泥。据《礼记·檀弓上》,孔子听到这个消息后,痛不欲生,立即吩咐厨房倒掉所有已经做好的肉酱。

  孔子对于做官或者从政,有准备,有想法,也有策略。他的观点,是官要做,命更要保;原则要坚持,身体不能吃亏。怎么做呢?孔子的办法,首先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其次是“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第一段话当中的“危”,当然是危险的意思。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就是危险的国家不去,动乱的国家不呆。第二段话当中的“危”,有多种解释,杨伯峻、李泽厚等先生都译为“正直”,我同意。孙,读如逊,意思也是逊。所以,这话的意思就是:国家政治清明,就说话正直,行为也正直(危言危行)。国家政治黑暗,行为还是要正直,说话就得谦虚谨慎(危行言孙)。行为为什么要正直呢?因为行为不正直,就不是君子了。说话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说话不谨慎,惹毛了那些不讲道理的执政者,他们就把你“喀嚓”了。违心的事不能做,惹事的话不能讲,这就是孔子的原则。这让我想到了康德的主张:一个人所说的必须真实,但没有义务把所有的真实都说出来。两位圣哲之言,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所以,孔子很欣赏卫国的大夫宁武子。孔子说,宁武子这人不简单呀!他是“邦有道,则知(智);邦无道,则愚。其知(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宁武子就聪明;国家政治黑暗,宁武子就糊涂。他的聪明,我们或许比得上。他的糊涂,我们就比不上了。一个聪明人,怎么说糊涂就糊涂了呢?很简单,装糊涂呗!事实上,“愚不可及”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只不过意思变了。

  卫国的另外两位大夫,史鱼(史,字子鱼)和蘧伯玉(蘧音渠),孔子也很欣赏。史鱼是“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蘧伯玉则是“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也就是说,无论政治状态如何,史鱼都一如既往地像箭一样直(如矢)。蘧伯玉呢?则是在清明的时候出来做官,黑暗的时候把本事藏起来(卷而怀之)。这两种态度,孔子也都赞成。为什么赞成史鱼呢?因为正直是君子的基本品格。为什么赞成蘧伯玉呢?因为孔子的主张,是“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论语·宪问》)。国家政治黑暗,你不把本事藏起来,人家逼你出来做官,可怎么办?

  孔子欣赏的人,还有他的学生南容,也就是南宫适(适音括,也写作括)。南宫适是鲁国人,生卒不详。他的情况,是“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国家政治清明,他保官;国家政治黑暗,他保命(李零《丧家狗》)。这样的人,孔子也喜欢,还把自己哥哥孟皮的女儿嫁给了他。

  其实孔子自己,也不是那种一根筋的书呆子。他不但善于为人处世,应付权贵也有一套。比如孔子四十多岁住在鲁国的时候,鲁国的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朝政先是被三家大夫把持,后来又被其中一家大夫的家臣阳货(也叫阳虎)把持。什么叫“家臣”?就是大夫之臣。家臣的任务,是帮助大夫打理采邑(齐家)。大夫的任务,则是帮助国君治理国家(治国)。国,是国君的。家,是大夫的。家臣只是大夫的助理,大夫也只是国君的助理。现在,国政居然被家臣把持,这就是礼坏乐崩,君臣错位,典型的名不正言不顺,双重的胡作非为了。孔子当然不愿意合作。

  可惜一个人做不做官,并由不得自己。孔子对于阳货,也只能“惹不起,躲得起”。据《论语·阳货》,阳货执政时(估计就是鲁定公五年,即公元前505年),很想要孔子出来做官,也很想让孔子来拜访自己。孔子不去,阳货就送给孔子一只乳猪(应该是蒸熟了的,而且是派人送去的)。按照当时的礼节,孔子应该上门道谢。这下孔子难办了。他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便“时其亡也,而往拜之”。时,通伺待,意思也是伺。也就是说,故意挑了个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没想到在路上撞个正着(遇诸涂),被阳货数落了一通。阳货说:你过来,听我跟你说(来!予与尔言)!国家混乱不堪,却揣着明白装糊涂,能够算作“仁”吗(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孔子不吭气。阳货便自己说:不能!又问:明明喜欢做官,却一再错过机会,能够算作“智”吗(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孔子又不吭气。阳货又自己说:不能!然后阳货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年龄不饶人呀(日月逝矣,岁不我与)!意思是你看着办吧!孔子没办法,只好假装答应出来做官(诺,吾将仕矣)。当然,孔子并没有当真去做,马上去做。他出仕,是在阳货离开鲁国之后。

  阳货为什么一定要孔子出来做官呢?不清楚,大约是要搞“名人效应”。这也是历代统治者,尤其是那些“僭主”、“权臣”的惯用手段。比如后来的曹操,就网罗了诸如孔融之类的名流,来给自己撑台子、撑门面。阳货要孔子做官,或许有这意思。

  其实,孔子还真不是中看不中吃的葫芦瓜(匏瓜),他老人家也是懂政治的。这可以用《论语·季氏》中的一个故事来证明。前面说过,孔子所在的鲁国,政治状态是不怎么好的。国君被大夫架空,大夫又被家臣挟持。鲁国的大夫中,势力最大的是季孙氏。阳货,就是季孙氏的家臣。孔子,也做过季孙氏的家臣。季孙氏的当家人,先后有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季康子。阳货犯上作乱,就是在季桓子的时代。不过阳货的图谋,后来并没有得逞。所以鲁国的政权,还是落在季孙家族手里。

  大夫势力太大,国君当然不愿意。所以,季孙氏与国君的矛盾很大,双方都想设法干掉对方。于是,到了季康子执政的时候,他就想出了一个削弱国君的办法──攻打颛臾。颛臾(音专鱼),在今山东省平邑东,是一个风姓的古国,很小。按照当时的制度,方圆不到五十里的小国,不能直属天子,只能依附于大国,叫“附庸”(请参看《孟子·万章下》)。颛臾就是鲁国的附庸。季康子为什么要打颛臾呢?待会我们就知道了。

  季康子打算攻打颛臾,这是大事。于是,在季康子手下做事的两个学生,就去报告孔子。这两个学生,一个是子路,还有一个是冉有。冉有长于政治,善于理财,当时的职位是“季氏宰”,也就是季康子的大管家。子路,也在季康子那里做事。不过,冉有和子路虽然是季氏家臣,有事还是要向孔子汇报。于是,冉有牵头,子路跟着,去见孔子。

  孔子听说后,就批评冉有了。孔子说:阿求,这难道不该归罪于你吗(无乃尔是过与)?颛臾,那是我们鲁国存亡与共的藩属呀,为什么要去攻打(何以伐为)?冉有说,这是老板的意思(夫子欲之),我们两个都不同意(吾二臣皆不欲也)。孔子一听,就知道冉有是忽悠,便反唇相讥说,老板要犯大错误了,你们都不管,要你们这些助理干什么?冉有只好又说:颛臾的势力不小了,离老板的封邑又近(固而近于费)。现在不拿下,只怕对子孙后代不利(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说,阿求!君子最痛恨的,就是装腔作势不说实话。明明是自己有想法,还要找托词。你们说忧患,那我就告诉你们是什么忧患吧!依我看,你们老板的忧患,恐怕“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萧墙,就是宫内的小墙或者屏风。人臣见人君,看见它便肃然起敬,因此叫“萧墙”(肃墙)。所以,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季孙氏真正害怕的,并不是颛臾,而是国君。“祸起萧墙”这个成语,就从这里来。

  孔子这话,击中了季康子的要害,也说明孔子很懂政治。实际上,季康子要攻打颛臾,就是害怕将来鲁君收拾他们的时候,颛臾会帮忙,这才要先下手为强。那么,季康子后来攻打颛臾了没有呢?不清楚,因为史无记载。但孔子因此而发表的一些政见,却流传千古。孔子对冉有和子路讲,我孔丘听说,诸侯也好,大夫也好,都“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为什么呢?因为“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如果能够做到这三条,则本国人安居乐业,外国人心悦诚服,就不会有忧患。自己的事情搞不掂(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却去琢磨发动内战(谋动干戈于邦内),怕是不行吧!

  这段话很有名,问题也不少。许多学者都认为,所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贫和寡,错位了。这个说法有道理。什么是“贫”?就是贫困。什么是“寡”,就是稀少。贫困是经济问题,稀少是人口问题。均,是均衡;安,是安定。因此,孔子这话的意思就是:执政者应该忧患的,不是经济贫困,而是分配不均;不是人口稀少,而是人心不安。人心不安,人再多,又有什么用?分配不均,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还是要闹事,恐怕闹得还更凶。相反,均衡,就不怕经济贫困;和睦,就不怕人口稀少;安定,就不怕政权危险。这就叫“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

  孔子这话,不少人听了很受用,还不时拿来说事,甚至用来主张“吃大锅饭”,平均分配。其实孔子根本就没有这个意思。他的“均”,不是均匀,而是均衡。所谓“均衡”,就是按照不同的身份、地位、级别、名分来分配,即康有为《论语注》所谓“各得其分”。具体地说,就是级别最高的分配最多,级别最低的分配最少,既不能僭越,也不能弄得底层一点没有。儒家是主张等级制的,所以才先要“正名”,以便“按名分配”。至于“大家一样”的“平均主义”,对不起,那是墨家的主张,不是儒家的。

  这个问题,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现在的问题是:孔子一门心思想做官要从政,而且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还懂政治。那么,他当上官了吗?

  可以说当上了,也可以说没当上。孔子做过官的国家,一共三个:鲁、卫、陈。鲁国的官做得最大,一度以大司寇(公安部长)的身份摄行相事,但时间很短。从做中都宰算起,前后只有四年。在卫国做官时间最长,先后两次,加起来七年(卫灵公三年,卫出公四年)。在陈国就只有三年。做什么官,也不清楚。这样算下来,孔子做官的时间,共十四年,占他成年后生命的四分之一。孔子到过的国家,除了鲁、卫、陈,还有周、齐、宋、曹、郑、蔡、楚。他做过官的国家,约占他所到国家的三分之一。看来,他是做官的时间少,碰钉子的时候多。更何况,即便做了官,他做官的三个目的(实施政治蓝图,实践学术主张,实现人生价值),也一个都没达到。更多的时候,是失望地离开。在鲁国,在他国,都如此。

  这样一路钉子碰下来,结果是子路发脾气,孔子发牢骚。孔子六十一岁那年(公元前491年)曾经到陈国做官,六十三岁那年(公元前489年)离开陈国去蔡国,半路上被人围困,断了粮,一行数人都饿得爬不起来,当时子路就发脾气了。据《论语·卫灵公》,子路“愠见”,对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这里要说明一下。穷,是没路走,不是没钱用。在古代,没钱用叫“贫”,有钱用叫“富”;没地位叫“贱”,有地位叫“贵”;没出路叫“穷”,有出路叫“达”。达,就是通畅;穷,就是困窘。穷与达相对应,贫与富相对应,贱与贵相对应。贵贱、贫富、穷达,是三组概念。愠见,也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见面的见,则“愠见”就是气冲冲地去见孔子。一种是把“见”解释为表现的现,则“愠见”就是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总之,子路怨恨地对孔子说:君子也会走投无路吗?

  子路发脾气,孔子怎么说?孔子说,君子当然也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君子固穷),但君子不像小人,一遇到这种情况,就歇斯底里,胡作非为(小人穷斯滥矣)。很显然,孔子这话是批评子路,也是给自己和学生们打气。是啊,君子任重道远,岂能指望一帆风顺?因此“君子固穷”。问题是不管遇到什么困境,也不能自甘堕落,不能没了君子风度。这叫什么?这叫倒驴不倒架。

  其实孔子也是有怨气的,而且还被别人看出。那是孔子在卫国时的事情。据《论语·宪问》,有一天孔子在室内击磬,门外有个挑草筐的汉子听见了。汉子说,击磬的这个人有心事呀(有心哉,击磬乎)!听了一会又说,你这样乒乒乓乓地敲,也太俗气了吧(鄙哉,硁硁乎)!你那点心思,不就是抱怨人家不了解你吗(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水深,就穿着衣服过河;水浅,就撩起衣服过河嘛(深则厉,浅则揭)!这话什么意思?李零先生的解释是:世事的深浅,你又不是不知道,干嘛非得死乞白赖要别人理解你?孔子听了,只好说,他说得如此果决,我就无话可说了。是啊,说什么呢?承认也不是,不承认也不是啊!

  孔子有怨气,也发过牢骚。据《论语·公冶长》,有一天孔子忽然大发感慨:我的主张行不通呀(道不行)!真想坐只木筏子,到海上去漂泊(乘桴浮于海)。跟着我走的,也就是阿由吧(从我者,其由与)?子路听说,喜出望外,心想自己真是老师的得意门生。老师漂洋过海,不带别人,就带我。没想到孔子接着又泼了一瓢冷水,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这句话也有多种解释。一种解释是:子路这人也太勇敢了,这就不可取(杨伯峻的解释)。另一种解释是:子路倒是比我还勇敢,可惜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李零的解释)。我比较倾向于李说。前面说过,子路和孔子的关系,有点像李逵和宋江。他口无遮拦,常常挨骂,很像李逵。忠心耿耿,近于盲从,也像李逵。老师说到哪里去,他连想都不会想,就会跟着走。孔子说“从我者,其由与”,是事出有因的。可惜“乘桴浮于海”,只不过说说而已。子路当了真,孔子哭笑不得,又不能说穿,就只好打圆场,说是“无所取材”(找不到做木筏子的材料)。

  海外,其实是去不得的;海内,则徒然让人伤心。这就是孔子的状况。

  那么,他该怎么办?

(四)头号教书匠

  (在上期节目中,易中天教授为我们讲述了,孔子为了做官从政而具备的“三有一懂得”,即有准备,有想法,有策略和懂政治。在孔子的一生中,他以做官从政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为目标,但是在现实中却屡屡碰壁,甚至说出了,主张行不通就要飘洋过海的气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在政界孔子并不得志,但是另一方面在政界不得志的孔子却成了教育界和文化界的巨星。自孔子以后的两千多年来,孔子作为“天地君亲师”中“师”的象征,成为了中国人顶礼膜拜的对象。那么,从为政到育人孔子的角色是如何转换的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一部实话孔子第四集——头号教书匠。)

  其实呢孔子想得通,不能从政那就为政。什么叫从政,就是实际做官,进入政治的实际操作层面;什么叫为政呢,就是影响政治参与政治,参政议政。很早以前,可能是孔子从来没有做过官的时候,就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先生您为什么不参与政治呢?实际上这个人要问的问题是,先生你怎么不做官呢。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什么意思呢,就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把这样一种道德风气推广到政治上去,那就是参与政治。我还要怎样参与政治呢?(“奚其为为政”)这段话估计是孔子从来没做过官的时候说的,但是它也是孔子的一个思想。就是不一定要进入政治的实际操作层面,也可以施加影响。

  实际上孔子这个人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政治。我们在前面讲过后来孔子不做官了,他的学生出去做官,学生下班以后是要向孔子汇报工作的。有一次冉有退朝回来向孔子汇报工作,孔子就问他了: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冉有说:“有政”。什么叫“有政”呢,就是有政务。那么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其事也”。你忙得恐怕不是政务,是事务。孔子说:“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子路》)国家如果有什么政治大事,有什么政务,我虽然不是在朝的官员,我也知道啊。所以孔子是可以说他是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政治。他非常关心政治,热衷政治。

  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就会有人说,孔子不是也说过“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话吗,这不是矛盾吗?不矛盾。为什么不矛盾呢,关键就在于那个谋字。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实际进入操作层面。“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意思就是不越位操作,我不在这个官职上,我不越过这个官位去策划、去操作这个官职应该做的事情。不等于不关心政治,关心政治我们可以叫做思;不等于不参与政治,参与政治我们叫做为;不等于不影响政治,影响政治我们叫做施。孔子不谋其政,但是思其政,为其政,施其政。

  实际上孔子为自己做了一个设计,他的第一选择是自己出来做官,实际操作政治,如果这一条做不到,那就为政,影响政治,参与政治。怎么样为政呢,说君,就游说那些执政者。这个君包括诸侯,也包括执政的大夫。孔子曾经周游列国,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这两条,一个是最好自己能够找到工作,找不到工作施加影响,这样周游列国十四年。十四年当中有的时候他做了官,比方说卫国的官、陈国的官,但是在有些国家,他是“碰钉子”的。因此孔子就只好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地走,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去。走啊走啊,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所以有个人说,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没有家,找不到家。那么是不是孔子就此就真的走投无路了吗?他还有路走吗?有。什么路,“育人”,这是孔子的第三种选择。实在不行,我就培养学生,让我的学生去做官,让我的学生到政治当中去,操作政治,施加影响。

  (孔子在政界的求官之路是曲折而漫长的,在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中,他虽然未曾求仁得仁,但是他的弟子却始终追随着他,而且他的学生各有特长,其中不乏忠臣良相,所以孔子做出了从为政到育人的选择。那么孔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招收学生的呢?)

  孔子什么时候开始招学生?有学者认为大概是在三十岁的时候,因为孔子有句话叫做“三十而立”,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就开始收学生了。孔子一共收了多少学生?传统的说法,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在编的在册的学生有三千,最优秀的有七十二个。了不得啊,在当时的情况下等于一个人又办清华又办北大。除此以外呢,我个人认为孔子恐怕还有一些编外“粉丝”,就是不在编制内的学生。

  比方说《论语》当中有一个人物叫陈亢(这个字是写成亢,但是杨伯峻先生的注说这个字要念“刚”),字子禽。这个陈亢是个什么人呢,不清楚,历史上有各种说法,有的人说他就是孔子的学生,有人说他是孔子的学生的学生,而且具体地说就是子贡的学生。那么我个人认为,他应该是编外“粉丝”,因为陈亢这个人呢在《论语》当中出现三次,三次提问题,两次问子贡,一次问孔子的儿子孔鲤。

  陈亢问子贡怎么问呢?有次陈亢问子贡,说:“子为恭也,仲尼岂贤于子乎?”(《论语·子张》)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称子贡为先生,说先生对仲尼恭恭敬敬,难道仲尼真比先生您强吗?这不像孔子的学生,是吧。还有一次,这个陈亢也是问子贡,他问什么呢,他说:“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论语·学而》)什么意思呢?就是孔夫子每到一个国家,一定知道这个国家的政治状况。他怎么知道的?是他问来的呢,还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呢?问子贡。子贡怎么回答的呢,“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语·学而》)说我们老师是怎么得到这些情况的呢,是靠我们老师的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这些美德获得的。因为我们老师有这样的美德,大家愿意主动告诉他,至于是他老人家问来的还是他老人家听来的不重要。那陈亢这个问话也不像孔子的学生。

  还有一次陈亢问谁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独生子,孔鲤字伯鱼。陈亢这个人比孔子小四十岁,比孔鲤也小,小了一辈,所以他称孔鲤也称先生。孔先生你是老师的儿子,老师有没有给你开小灶?陈亢问孔鲤:“子亦有异闻乎?”他的意思很清楚,你爸是老师,对吧,你是你爸的独生子,你爸恐怕给你开过小灶吧。先生,您在老先生那里有没有开过小灶,异闻,跟我们不一样的说法呢?孔鲤怎么回答呢,没有。有一回他老人家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恭恭敬敬地从他身边走过,他老人家把我叫住了。孔鲤说:“未也。”然后孔鲤是说,“尝独立,鲤趋而过庭。”“尝独立”指的是谁,孔子,就是说我父亲啊他曾经一个人站在院子里边。“鲤趋而过庭”,鲤就是讲自己了,孔鲤,称名了不能称字了,我孔鲤趋而过庭,趋是什么意思呢,小步快走,小步快走什么意思呢,表示恭敬。古人,你要从长者、尊者面前走过去,你不能这样走,得低着头,小步快走,就像我们电视剧里面日本女人那样走,叫趋。孔鲤说:有一次老人家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孔鲤呢恭恭敬敬地从他老人家跟前走过去,老人家把我叫住了,问:学《诗》了吗(学《诗》乎)?/没有(未也)。/“不学《诗》,无以言。”于是我孔鲤退而学《诗》。又有一次,他老人家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孔鲤又恭恭敬敬地从他老人家跟前走过,老人家又把我叫住,学《礼》了吗(学《礼》乎)?/没有(未也)。“不学《礼》,无以立。”于是孔鲤我又退回去学《礼》。就这么两件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又有一次(尝独立),他老人家又一个人站在院子里,我孔鲤又恭恭敬敬地小步快走,从他老人家跟前走过,老人家又把我叫住了,说学《礼》了吗?未也,还没有。“不学《礼》,无以立。”你不学《礼》,怎么会做人呢?那么我,孔鲤我又退回去,学《礼》。就这么两件事,没有什么特别的小灶。这是个非常有名的典故,从此以后父亲对儿子的教训就叫做庭训,在庭院里面的教训叫庭训,儿子从父亲跟前走过叫过庭。那么陈亢听到这个以后非常兴奋,哎呀,我问一件事听到了三件事,第一个是听到了要学《诗》,第二个知道了要学《礼》,第三个我知道了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君子远其子也)。他说我问一件事,问一个问题,听到了三件事情。第一个听到了要学《诗》,第二个知道了要学《礼》,第三个我知道了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不能给儿子开小灶。这个也后来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就是做父亲的一定跟儿子这个“划清界限”,不能亲热儿子。中国古代还有一个传统叫“报孙不抱子”,儿子不能抱着,孙子一天到晚抱着。儿子带一同学到家里来,父亲要接见,同学坐,儿子站着,儿子不能坐着,君子要疏远自己的儿子。

  (从这个著名的“问一得三”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家庭生活中,孔子同样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自己的主张。孔子教子有方,孔子的后人中出现了许多著名人物。孔子的孙子子思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并由门人传授给孟子。在孔孟思想的传承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后来又有汉朝时期的孔安国、三国时期的孔融,以及清代的孔尚任(《桃花扇》作者)等等。孔子不仅教子有方,更是后世尊奉的“万世师表”(天地君亲师)。传说中孔子有弟子三千,那么,收这么多学生,孔子又是否有什么标准呢?)

  现在我们又要提出个问题了,孔子这么多学生,他收学生有分数线吗,没有。为什么没有?因材施教和分数线是两回事。为什么没有?对,有人说孔子有两句名言:第一句叫做“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第二句叫做“自行束以上,吾未尝无诲也。”(《论语·述而》)什么叫束呢,十条干肉,这十条干肉到底有多长多粗我们搞不清楚了。

  这个我们要讲清楚啊,这个束不是学费,这束是见面礼。我们中国人打交道嘛,你到一个陌生人家里要拎点东西,你何况去拜老师呢,有点见面礼,见面礼束,十条干肉。这是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呢,是我的老师吴林伯先生跟我讲的,说束它还有一个双关的意思,就是约束修理。就是这个见面礼为什么叫束,就是表示我接受你的约束,接受你的修理。拜师的诚意,你必须表示诚意。

  那么有教无类呢。有教无类的传统解释是什么人我都教,没有类别。大家都这么讲,各种书上也都这么讲,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问题可以讨论。我们要弄清楚有教无类是什么意思,我们要弄清楚“有什么,没什么”这个句式。这个句式有几种呢?四种,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有勇无谋,有名无实,有什么没什么嘛。有教无类能套这个句式吗,不大行。第二种,有增无减,有过之无不及。有教无类能套这个句式吗,也不行。第三种,有意无意,有一搭没一搭。能套吗,不能套。第四种,有备无患,有恃无恐。能套吗,能。什么意思呢,这种句式当中省了一个字“则”。有备无患的意思是什么,有准备则没有忧患。有恃无恐的意思是什么,有依仗就没有恐惧。因此有教无类的意思是什么,有教养就没有类别。所以有教无类是有教则无类。这个观点据我自己所知,最早是一位谢质彬先生提出来的,我同意。因此无类不是收学生的前提,是教育的结果。也就是孔子提出一个教育理想,这个理想是什么呢,是在教育之前人是有类的,有贵贱,有贤愚,但是通过教育可以消除这些差别,这是他的一个教育理想。

  (在易中天教授看来,“有教无类”是孔子的一个教育理想,就是把“性相近,习相远”的各种人群通过教育来消除他们之间的差别。对于诚心执礼拜师的人,孔子是一定会教诲他的。那么,孔子的学识那么丰富,他会教他的学生些什么呢?)

  下面又有一个问题,孔子收学生教什么。教什么呢?我说过孔子的学问主要是政治学和伦理学,因此他要教学生也就是两个教学内容,第一是做人,第二是做官。其它的东西他没有兴趣,比方说自然科学他不教,工程技术不教的,这个经济建设不教的,国计民生他不教的。这是孔子的局限,要讲清楚,所以他不能独尊啊,这是他的局限。而且你即便是问别的问题,那比方说你问军事,孔子说我不懂;你说我要学种地,那我不会;那说我们谈谈文学吧,可以吧,可以,一谈谈到政治伦理上去了。

  孔子有个学生叫子夏,有一天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论语·八佾》)什么叫“巧笑倩兮”,倩就是笑容很好的样子;什么叫盼,盼就是眼睛很亮的样子。什么叫“素以为绚兮”,杨伯峻先生的翻译是白色的底子上画着花纹,我不太赞成,我认为“素以为绚兮”是以素为绚,就是以朴素以本色为美丽。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女孩长得很漂亮,是吧,微微一笑俩酒窝,“巧笑倩兮”,眼睛一转,秋波暗送,“美目盼兮”,不用化妆就很漂亮,本色就很好啊!这很好懂吧,好懂吧,为什么子夏还要问“何谓也”,什么意思?我们要搞清楚孔门师生的教学他是要举一反三的,就是要联想到别的问题去。那孔子怎么回答呢,孔子说:“绘事后素。”(《论语·八佾》)“绘事后素”什么意思呢,就是绘事就是画画,后素就是后于素,也就是说你要画画吗,你先用白颜色打底子吧,先打一层白底子然后再画画。这就从美人扯到画画去了。然后子夏怎么说呢,“礼后乎?”(《论语·八佾》)学礼也应该是在后边吧?又扯到哪儿去了你看看。孔子说:你太有才了,“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你启发我了啊,我可以跟你讨论《诗》了。这才叫懂《诗》啊!天啊,这才叫懂《诗》。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礼后乎”呢,礼后于什么呢?没说,我们猜,后于什么,仁。实际上这里传达的意思是,你要学礼吗,你要做一个文明的人吗,你首选要有一颗爱心。你要有一颗爱心,这就是白色的底子,然后你就可以学礼,就是上面的花纹。这都是哪儿跟哪儿,但是孔子的教学就是这样。所以孔子的教学,他有两个方式,一是答问,二是讨论。前面这个就是答问,问“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绘事后素。”“礼后乎?”“起予者商也”。今天我们读起来都像猜谜,这是答问。

  (孔子也弟子之间看似简单的问答却蕴含着很深的哲理。《论语》中记载,孔门弟子的主要成就是在德行、言语、政事以及文学四个方面,而这位借用《诗经》来问礼的子夏同学就属于文学科的。对于孔子的教育方法,孔子的弟子颜渊曾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就是指有步骤的诱导。循循善诱这个成语就是从孔子教学生的方法这里来的。在《论语》一书中不仅有孔子与弟子之间的一对一问答,同样也有几个人参加的小型谈话会。那么,孔子与弟子们的谈话又会是什么样子呢?)

  讨论是怎么样的情况呢,我们讲一个讨论的例子。有一次有四个学生陪孔子坐着,这四个学生是谁呢,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子路我们前面讲过,比孔子小九岁,他坐在最前面;曾皙这个人呢,名字叫曾点,他的名字叫点(一点两点的点),他比孔子大概小二十多岁,二十多少不准确,不清楚,他坐第二;冉有比孔子小二十九岁,坐第三;公西华这个人呢,他的名字叫赤,他最小,他比孔子小四十二岁,他坐在最后边,大家五个人坐着。坐着孔子就开始课堂讨论了,孔子先说了,他说大家不要因为我比你们大几岁就觉得很紧张,我们今天随便聊聊,先造一个气氛。他说:你们这些学生平时都爱发牢骚,老是说啊,你看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了解我啊。那我今天问一个问题,如果有人了解你们了,准备让你们出来工作,你们都打算干点儿什么啊?“如或知尔,则何以哉?”(《论语·先进》)

  “子路率尔而对曰”,子路做得最近,唰地一下站起来就说话了也不思考,子路说一个有一千乘战车的国家,首先给自己定一个调子。什么叫一千乘战车的国家呢,就是当时的制度是每一军一千辆战车。因为春秋时候打仗,他是战车和战车打,没有步兵没有骑兵。那么一千辆车子就构成一军,天子六军,大国三军,中国两军,小国一军。一千辆战车的国家就是一个小国。子路说:一千辆战车的国家“涉(百度国学:摄)乎大国之间”,夹在大国的里面,外面有战争,国内有饥荒,派我仲由去,我去治理他。我会怎么样呢,三年之后我就让它变面貌,我保证这个国家的人民很勇敢,懂道理。“‘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论语·先进》)孔子就笑了。哂这个字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微笑,一种是讥笑。那么孔子在这里是微笑呢还是讥笑呢?这个事情后来曾点问过孔子,就是讨论以后曾点去问孔子说:先生觉得他们说的怎么样啊?孔子说:个人说个人的志向嘛。曾点说:先生为什么要笑仲由呢?孔子说:治国要以礼嘛,以礼治国,礼讲究谦让嘛,你看这个仲由他一点都不谦让,所以我笑他。那么“夫子哂之”的这个哂,我理解应该是带有讥讽意味的微笑。笑笑,没有评论。

  然后就问冉有,求,你怎么样?冉有就谦虚一些了,说我呢,给我一个纵横五六十里或者六七十里吧,这么一个地方让我去治理,三年以后,我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如其礼乐”那就要等君子来了。就是我只能保证这个小地方三年以后解决温饱问题,精神文明的建设另请高明。孔子说好。

  赤,你怎么样,(公西华了)?赤说,更谦虚了,我都不敢说我能干什么,我只能说我想学什么。我想学什么呢,有祭祀的时候或者有会盟的时候,我戴着礼帽穿着礼服去做一个司仪。孔子也没有评论。

  然后就叫曾皙了,点,你怎么样?曾皙在干什么呢,曾皙在鼓瑟,鼓瑟就是弹奏这个瑟。从这个记录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上课的时候是有伴奏的,弄点音乐。他的学生经常给他伴奏,子路也伴奏过,但是我们子路性格是像李逵的,李逵去鼓瑟,我们可以想象出那个音乐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孔子有一天就说:哎呀仲由啊,你那个瑟,你就不要在我门口鼓了吧。曾皙呢估计是比较好的,正在鼓瑟。鼓瑟鼓到一个乐曲正接近尾声,叫做“鼓瑟希”,“铿尔”,咚,一声,停下来,然后“舍瑟而作”,就把瑟放下来,站起来回答问题,说我的想法恐怕和同学们都不一样。孔子说没关系,各言其志,尽管说尽管说,孔子课堂上蛮民主的。我最向往的就是暮春三月,换上了春天的衣服,和五六个年轻人、七八个小孩出去野游、郊游、踏青。在沂河里面洗洗澡,在祭坛上面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儿回家去,艺术家。孔子怎么说呢,孔子“喟然叹曰”,长叹一声说:“吾与点也!”你说得好,我的想法和你一样,我也向往那样的生活,我和你一起去吧!

  那这样一个结论,它那就有点奇怪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前面讲过,孔子是主张读书做官的,在孔子那里,他教学生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做官,学生到他这儿来上学的目的也是毕业以后去做官,那么孔子应该肯定读书做官啊?这四个学生发表他们毕业以后想做的这个理想,子路想做的官是最大的,“夫子哂之”,笑他;这个曾皙或者说曾点是不想做官的,只想去旅游,孔子说“吾与点也”。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文章呢?也就是说,孔子教学他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学生呢?下一集,我们来回答。

 

 

 

(五)谁是好学生

  我们的问题,也是孔门弟子的问题。

  讨论结束后,子路、冉有、公西华先走,曾皙后走。曾皙就问孔子:他们三个讲得怎么样?孔子说:也就是讲了各自的想法而已(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曾皙问:先生为什么要笑仲由呢?孔子说:治国靠礼,他一点都不谦让,所以我笑他。看来,孔子的“哂之”,是含有讥笑意味的微笑。曾皙又问:难道冉求讲的不是治国吗?孔子说,怎么不是?曾皙又问:那么公西赤讲的不是治国吗?孔子说,有祭祀,有结盟,不是治国是什么?如果阿赤都只能做小事,谁来做大事?

  这次讨论,就到此为止,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让后人猜。比方说,孔子对他这四个学生到底怎么看?曾皙,好像是欣赏的,“吾与点也”嘛!其他三位呢?似乎没什么,不过“各言其志也已矣”。其实子路、冉有、公西华,都是孔子的好学生。他们三个的关系,也可能比较密切,多次同时在《论语》中出现。比如仍据《先进》篇,子路曾经问孔子:听到了就去做吗(闻斯行诸)?孔子说,父亲和兄长都在,怎么能听到了就做(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听到了就去做吗(闻斯行诸)?孔子说,当然,听到了就该去做(闻斯行之)。这下子公西华不懂了。同一个问题,怎么会有两种答案呢?所以他对孔子说:“赤也惑,敢问。”孔子回答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求,就是冉有。由,就是子路。退,就是退缩。兼人,就是勇为。冉有这个人,大约比较瞻前顾后,因此孔子鼓励他勇往直前。子路这个人,则胆大妄为,因此孔子告诫他不要听风就是雨。孔子的因材施教,这条记载就是证明。

  其实孔子对子路、冉有、公西华是有评价的,只不过不在这一篇,在《公冶长》。当时鲁国有个贵族叫孟武伯的曾经问孔子:子路、冉有和公西华是否“仁”。孔子的回答是,子路可以负责千乘之国的兵役和军政,冉有可以当邑县的长官和大夫的管家,公西华可以当外交官和主持人。至于他们是不是“仁”?不知道。此外,同为《先进》篇,还记录了孔子与季子然(可能是季孙家的人)的对话。这人问孔子,子路和冉有算不算“大臣”?孔子回答说,他们两个,可以算是“具臣”。意思也很清楚:不算“大臣”。

  把这几条材料放在一起,孔子的看法就很明确了:他肯定子路、冉有和公西华的能力,而且说法和他们的自我评价一样,但对他们的境界有保留。什么是“具臣”?就是有工作能力的臣僚。什么是“大臣”?孔子的定义,是“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也就是说,以大道和正义来辅佐君主(包括诸侯和大夫)。如果行不通,就辞职。显然,子路和冉有还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孔子不承认他们是“大臣”。也所以,季子然又问了一句:那他们会一切都顺从老板,是老板的跟屁虫吗(然则从之者与)?孔子说,杀父弑君的事,倒不会跟着干。这就很清楚:子路和冉有,有工作能力,能够治国齐家;有道德底线,不会弑君杀父;但还没有达到“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最高境界。

  这是子路和冉有。公西华呢?也是个有能力的,尤其擅长外交。据《论语·雍也》,公西华曾出使齐国。公西华走了以后,冉有就为他的母亲向孔子请求小米(请粟)。这个“请粟”是要还是借?不清楚。冉有为什么能向孔子“请粟”?因为擅长理财的冉有,这时是孔子的大管家(宰)。他是先当孔子的宰,为孔子理财,然后才当季康子的宰,为季康子理财的。冉有“请粟”,孔子怎么说?孔子说,给他六斗四升(与之釜)。冉有请求再加一点。孔子说,那就再加二斗四升(与之庾)。结果呢?冉有给出的小米,大大超过这个数字(与之粟五秉)。孔子就不高兴了。孔子说,阿赤出使齐国,坐着高级轿车(乘肥马),穿着漂亮衣服(衣轻裘)。君子“周急不继富”,只可雪里送炭,哪能锦上添花?

  此事是一个疑案,有许多问题弄不清。比方说,公西华出差,为什么要孔子给钱?他出的究竟是公差(替鲁君办事),还是私差(替孔子办事)?公西华“乘肥马,衣轻裘”,他的母亲为什么还没钱用?公西华家里缺钱缺粮,他自己为什么不说,要冉有去“请粟”?这些问题,学术界历来争执不下。我认为,公西华出的是公差。他“乘肥马,衣轻裘”,是鲁君给他的待遇,也是为了鲁国的体面。但公款不能私用,公西华也不能把鲁君的钱给母亲,或者让母亲和自己一样“乘肥马,衣轻裘”。挪用公款是不忠,母亲没钱是不孝。忠孝不能两全,公西华只能如此。冉有却认为,一个人在外头风光体面,家里也不能穷兮兮的。可是这话并不能去对鲁君讲,也就只好向老师要钱。孔子认为冉有的要求有一定道理,就批准了六斗四升再加二斗四升。冉有呢?觉得这么一点小米,并不能使公西华的母亲也和她儿子一样体面,就自作主张给了一大笔。这就和孔子的想法不同了。孔子认为,即便是慈善事业,也不是这么做的。何况冉有的做法,还是慷他人之慨?

  事实上,就在“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这一章后面,紧接着就有一条相关记录,也在《论语·雍也》。这记录说,孔子有个学生叫原思。原思就是原宪,字子思,生于公元前515年,比孔子小三十六岁,“黄埔三期”的。这人是个贫困生。如果说子贡是孔门弟子中最富的,原宪就是最穷的。公西华家里没钱,那是相对他在外面的风光而言。原宪却是真穷,穷得叮当响。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吧,孔子让他做了自己的管家(应该是在冉有做了季康子的宰之后),并给他“粟九百”。九百什么?斗?升?斛?石?不知道。但孔子的俸禄是“粟六万”,九百也算不少。可是原宪不要。孔子就说:你不要拒绝。自己不吃,也可以给乡亲们嘛!可见孔子并不小气,但有原则。该给就给,该多少就多少,不该就不给。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姑妄言之。但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三点。第一,孔子的生活水平至少是小康,否则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给学生。第二,孔门有如大夫的家族,有老板(孔子),还有管家(宰)。第三,孔门师生关系不错,有如家人。学生帮先生管事,还多少有一点自主权。同学之间,也像兄弟,连同学家里的事都管。

  这就是公西华的情况。公西华达到了最高境界吗?也没有。孔子心目中的最高境界是什么?仁。孔子对公西华的评价是什么?和子路、冉有一样,也是“不知其仁也”。其他学生呢?孔子没说,估计也不算。因为在孔子看来,就连他自己,都达不到。孔子说得很清楚:“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论语·述而》)。也就是说,圣和仁这两种评价,我是不敢当的。孔子都不敢当,就别说是学生们了。

  有人说,孔子这话是谦虚、客气,不能当真。因为在“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后面,还有孔子的自我评价──要说我这个人“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倒还差不多(可谓云尔)。于是人们就想:孔子,不会只是学习不厌烦、育人不疲倦吧?孔子的境界,也不会仅此而已吧?可见“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是谦虚。

  孔子是谦虚吗?未必。实际上“为之不厌,诲人不倦”这个评价并不算低。所以公西华马上就接了一句:这正是我等学不来的(正唯弟子不能学也)。当然,公西华也可能是拍马屁。但不管怎么说,孔子自己不算“仁”,学生们也就算不了,包括曾皙。

  那么,孔子欣赏曾皙什么?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曾皙这个人,在孔门弟子中,远不如他儿子曾参重要。他在《论语》中,也就出现了一次。按照孟子的说法,他也不是孔子的得意门生。孟子说,孔子最欣赏的,是“中行之士”,叫做“中道”。次一等,是“狂放之士”,叫做“狂者”。再次一等,是“狷介之士”,叫做“狷者”。最次一等,是“好好先生”,叫做“乡原”(也叫“乡愿”)。中行之士不偏不倚,中规中矩,合于中庸之道,最好。狂放之士积极进取,但志大才疏,次之。狷介之士洁身自好,但消极无为,再次。好好先生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同流合污,看起来还无可指责,最坏,简直就是贼害道德的人,即“德之贼”。曾皙,就是第二等的狂放之士,即“孔子之所谓狂”(《孟子·尽心下》),孔子怎么会十分欣赏?但如果孔子并不欣赏,请问他那个“吾与点也”又是什么意思?

  对不起,没人知道。就连曾皙自己,大约也一头雾水。下课以后,他故意落在后面,问这问那,就因为不明白老师为什么单单夸他。可惜曾皙不敢直接问,孔子也不直接答。说了半天,还是不清不楚,惹得后人乱猜。从朱熹开始,就各种说法都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倒是比较赞成李泽厚先生的观点,孔子也许不过“一时赞叹”,未必有什么深意。但要说一点意思都没有,怕也不是。意思嘛,应该还是有一点的。事实上,即便曾皙本人不是孔子最欣赏的学生,他那个“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志愿,孔子还是真欣赏。所谓“吾与点也”,既是孔子“一时之赞叹”,恐怕也是他“由衷之赞叹”。

  这就有点意思了。什么意思呢?我认为就是“乐”。

  乐,是孔子学说的重要范畴之一。在孔子那里,做人的最高境界是“仁”,治学的最高境界就是“乐”。孔子有句名言,叫做“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也就是说,对于知识和学问,知道不如喜欢,喜欢不如快乐,快乐是最高境界。为什么?孔子没说,但可以从他的另一句话去猜。孔子的另一句名言,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还有一句话也可以做参考,就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己,就是自己;人,就是别人。为己,就是为自己;为人,就是为别人。同样,求己,就是求自己;求人,就是求别人。所以这两句话,就可以理解为“为人不如为己”和“求人不如求己”。

  这就很难被某些人接受。孔夫子,大圣人,怎么会说这种“自私自利”的话?于是后世的一些儒生,便千方百计来做一些曲里拐弯的解释,比如把“求”解释为要求、责备。其实,如果我们把这话界定在学习的范围内,就完全正确。人,为什么要学习?归根结底,在为了自己。往小里说,是为了自己能够自食其力谋生;往大里说,则是为了自己能够堂堂正正做人。甚至我们还可以说,自食其力谋生,正是堂堂正正做人。谋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别人替代不了。做人,也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别人也管不着。为了自己能够问心无愧地活着而做人,这是君子;为别人活着,做给别人看,这是小人。这就叫“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自己,也就只能靠自己。所谓“求诸己”,就是靠自己。所谓“求诸人”,就是靠别人。别人和自己,谁可靠?自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的说法,比那些酸腐文人的解释好。

  读书学习做学问,既然是为了自己,也只能依靠自己,那就必须快乐。因为学习的目的,原本就是人的幸福。如果这幸福的表现形式居然是痛苦,那它还是不是幸福,就成了问题。何况在孔子看来,学习是终身的事。如果学习是痛苦的,岂非让人痛苦一辈子?实际上,孔子一直都在强调快乐。《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论语·学而》)。这也是一句历来说不清的话。时,是按时,还是时时?习,是练习,还是复习?有争议。但学习应该快乐、愉悦,则是肯定的。其实你看孔子的教学,比如他和学生之间的讨论,是何等的快乐。他的课堂,简直就是“快乐大本营”。所以,我从来不赞成什么“学海无涯苦作舟”,更不主张“头悬梁锥刺股”。我的口号是:如果所有的学校和课堂都充满快乐,中国的教育就真正成功了!

  学习是快乐的。谁在学习中快乐,谁就是孔子的好学生。曾皙是否做到了这一点,我们不清楚。但他至少是快乐的,或者认为快乐是重要的,所以孔子赞成他。但是,如果既像孔子一样好学,又像曾皙一样快乐,恐怕就非成为孔子最钟爱的学生不可。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

  颜回。颜回,字子渊,所以也叫颜渊。他生于公元前522年,卒于公元前481年,比孔子小三十岁,“黄埔二期”的。颜回经常受老师表扬,最讨孔子喜欢。而且,孔子表扬他的话,都很过头。比如前面说过,曾经两次有人问孔子“弟子孰为好学”,孔子都回答“有颜回者好学”,还说颜回一死就没有了,好像别人都不是他的学生(分别见《论语·雍也》和《论语·先进》)。孔子甚至还说,他的学生当中,只有颜回能够做到“其心三月不违仁”,也就是长时间地不违背仁德。至于其他学生,顶多撑他十天半个月(《论语·雍也》)。好家伙!幸亏颜回只是“不违”,还不算“达到”。否则,他连老师都超过了。

  颜回为什么讨老师喜欢呢?也有许多原因,比如好学、听话、善悟等等。但我以为,颜回的“乐”,恐怕是重要原因。孔子曾经这样赞美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箪,就是盛饭的竹篮;瓢,就是舀水的瓜瓢。所谓“一箪食,一瓢饮”,也就是生活极其贫困简单。这是许多人都忍受不了的(人不堪其忧),只有颜回“不改其乐”。穷开心吗?喜欢住贫民区吗?当然不是。颜回之乐,显然不在箪食、瓢饮、陋巷,而在谋道、读书、做学问。也就是说,只要能够治学悟道,颜回就快乐。吃什么,喝什么,住在哪里,无所谓。这就叫“不改其乐”。其,就是颜回的。其乐,就是颜回自己的、本来的、固有的乐。所以,颜回“不改其乐”,就意味着他把学问和道德本身当作了快乐。这就是谋道治学的最高境界了。难怪孔子要像唱咏叹调一样地夸他:贤哉回也!贤哉回也!

  孔子不但夸颜回,还要当着别的学生夸,和别的学生做比较。比如我们前面就说过,孔子曾经问子贡,你和颜回哪个更强。子贡这人乖巧,马上就说颜回比阿赐强多了,结果孔子大为高兴。孔子甚至替颜回抱不平。他说,颜回的学问和道德都好啊(回也其庶乎),可是一贫如洗,穷得叮当响(屡空)。阿赐不守本分(赐不受命)去做生意,投机取巧,却一猜一个准(亿则屡中),次次发大财(《论语·先进》)。这话恐怕有问题。颜回自己都“不改其乐”,您老人家着的哪门子急?安贫乐道固然好,经商做官也不错嘛!想当年,您老人家想回国,不就是子贡和冉有在张罗吗(请参看《史记·孔子世家》)?子贡不挣钱,冉有不做官,大家都学颜回,您老人家周游列国,谁赞助呀?您老人家打道回府,谁帮忙呀?

  所以,孔子夸颜回,就有人服,有人不服。谁不服?子路。据《论语·述而》,有一次,孔子当着子路的面对颜回说:有人用,就做官(用之则行);没人用,就归隐(舍之则藏)。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咱俩吧(唯我与尔有是夫)!子路一听就不高兴了。子路说:先生如果行军作战,又和谁一起(子行三军,则谁与)?孔子当然明白子路的意思,就反唇相讥说:反正不和空手打虎、赤脚过河、死了也不后悔的人一起!

  哈哈!这可真是好玩!你看这哪像圣人和圣徒对话,简直就是小孩子吵架斗嘴。但我读《论语》,最喜欢的就是这种真实的场面。我也和李泽厚、李零先生一样,最喜欢子路和子贡。他们一个有勇,一个有谋,就像李逵和吴用,实在是爱煞人也!事实上,子路的话是有道理的。您老人家总是夸颜回,请问做事靠谁,用钱靠谁,平治天下保家卫国又靠谁?

  但孔子的话也有道理,那就是子路的有勇无谋不可取。孔子其实也是喜欢子路的。他曾经这样赞美子路:穿着旧袍子,和穿皮大衣的人站在一起,却心安理得毫无愧色的,也只有阿由吧?别人阔气不嫉妒,自己贫困不贪求,怎么会不好?子路难得一回表扬,就老念叨这几句。孔子又说,不过如此,念叨什么(《论语·子罕》)?这就是敲打了。孔子为什么总是敲打子路?就因为子路太冲了,危险!他担心子路会出问题。据《论语·先进》,孔子甚至说过这样的话:像阿由这样的,恐怕不得好死吧(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孔子这话,原本带有开玩笑的意思。当时孔子和四个学生在一起谈话。大孝子闵子骞恭恭敬敬,一脸的严肃;冉有和子贡谈笑风生,快快活活。子路呢?“行行如也”(行音航去声),也就是愣头愣脑,罡罡的。孔子就说了这句玩笑话,没想到却不幸成为事实。公元前480年,卫国发生了内乱,情况十分危急。因为“弟子多仕于卫”(《史记·孔子世家》),所以孔子非常担心。据《左传·哀公十五年》,孔子说:阿柴是会回来的,阿由可是死了(柴也其来,由也死矣)!柴,就是高柴,字子羔或季羔(柴是一种羊,柴羊),“黄埔二期”的,比孔子小三十岁(或四十岁)。他个子很矮,相貌较丑,智商不高。据《论语·先进》,孔子对他和子路的评价,是高柴愚笨(柴也愚),仲由鲁莽(由也)。结果,矮小愚笨的高柴回来了,强壮英武的子路牺牲了,而且死得很悲壮,很惨烈(请参看本章第三节)。孔子的心里,真是很难过。

子路壮烈牺牲,是在孔子七十二岁那一年。这时,孔子的状况和心境又如何?

(六)伤心事与玩笑话

  孔子的晚年,很孤独,很伤感。

  孔子是在他六十八岁那年(公元前484年)应季康子之召回国的(子贡和冉有很可能起了作用)。但季康子的意思,是只想用他的学生,不想用他。结果,是“鲁终不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史记·孔子世家》)。他闲居在家,度过了自己最后的时光。

  这几年,几乎年年都有伤心事。孔子回国的第二年,他的独生子孔鲤去世,终年五十岁。第四年,他的得意门生颜回去世,终年四十岁。第五年,忠心耿耿又经常挨骂的老学生子路壮烈牺牲,终年六十三岁。爱子既丧,贤契又亡,孔子的心情可想而知。到了第六年,即公元前479年,孔子自己也撒手人寰,终年七十三岁。

  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孔子对自己的死似乎早有预感。据《论语·阳货》,有一天,孔子突然说:我不想说话了(予欲无言)!子贡听说,吓了一跳。他对孔子说:先生不说话了,我们这些做学生的怎么办?我们往下传述什么呀(则小子何述焉)?孔子说:老天爷说了什么呢?老天爷什么都没说,可是四季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老天爷说了什么呢(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说这话,不知是在什么时候,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另外两句话,意思就很清楚。这两句话,一句是“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论语·述而》),还有一句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凤,就是凤凰;图,就是河图。这两样,在古代都是所谓“祥瑞”,也就是“吉祥物”。周公,是孔子心目中的大圣人。孔子这一生,时时刻刻都把周公搁在心里,老梦见他,其实就是想恢复周公创立的礼乐文化和礼乐制度,我们以后还要再说。可是到了孔子的晚年,不但凤凰和河图总也盼不来、看不见(事实上从来就没看见过),就连周公,也不复梦见了。人活着,要有梦。那流行歌曲不也唱“至少我们还有梦”吗?然而晚年的孔子,却连梦都没有了。所以他说,我恐怕是不行了(甚矣吾衰也),我恐怕快完蛋了(吾已矣夫)!

  孔子伤心,子路还要添乱。据《论语·子罕》,有一次,孔子病重,子路便自作主张“使门人为臣”。什么叫“使门人为臣”?就是安排同学们组织“治丧委员会”。没想到孔子病又好了。这下可麻烦了。孔子闻讯,大发雷霆,痛骂子路。孔子说,仲由这家伙,从来就不老实。他搞诈骗,已经是由来已久了(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没想到这回还逼着我搞诈骗(无臣而为有臣)!我骗谁(吾谁欺)?骗老天爷吗(欺天乎)?

  这段话有点费解。一般人都会想,子路这事确实做得不靠谱。人还没死,你组织什么“治丧委员会”?但这顶多也就是做事不过脑子,怎么是搞诈骗(行诈)呢?原来,这里面有个弯弯绕。这个弯弯绕,就是“为臣”,即子路组织的那个“治丧委员会”。按照当时的制度,只有诸侯去世,才能“为臣”。后来,礼坏乐崩了,大夫去世,也组织。而且,古代的“为臣”,与现在的“治丧委员会”还不同。现在的“治丧委员会”,是人死了以后才工作。古代的“为臣”,却是人死之前就工作,当着活人的面就操办丧事,比方说换寿衣、整容什么的(请参看杨伯峻先生注),现在某些农村还有这种习俗。这不是咒人死,而是要让人死得风光体面。何况在子路看来,孔子好歹也是做过鲁国大司寇的,也是大夫。别的大夫可以“为臣”,孔子怎么不能享受这个待遇?国家不来组织,那我们就自己来组织,反正不能让先生死得窝囊寒酸。所以,子路“使门人为臣”,其实是一片好心。

  问题是孔子的想法不同。孔子认为,“为臣”既然是诸侯之礼,那就不能僭越。别的大夫僭越,是他们的事,我孔丘不能做。我孔丘明明没有资格成立“治丧委员会”,你们还偏偏要搞(无臣而为有臣),这不是“行诈”是什么?这事如果得逞,则自己维护礼法的一世英名,岂非毁于一旦?只怕还会落下“欺世盗名”的恶评。所以孔子怒不可遏,认为子路是“绑架”了自己来搞诈骗,这才赌咒发誓说“吾谁欺,欺天乎”。意思也很清楚:这种勾当,就连人都骗不了,你还想欺天?

  至于自己是否死得风光体面,孔子也另有想法。他骂子路说:我难道一定要死在“治丧委员”手里吗?我是宁肯死在学生们身边的(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就算我死得并不风光,难道会死在马路边吗(予死于道路乎)?显然,孔子对自己的身份有定位。这个“位”,就是教书匠。教书匠用不着搞什么“治丧委员会”。能够死在学生们身边,有学生追悼怀念自己,就是最大的光荣,干嘛非得享受贵族和官员的待遇?这个观念,可真是让人肃然起敬。就冲这一条,我们也敬重他老人家一辈子。

  可惜孔子管得了生前,管不了身后;管得了子路,管不了子贡。孔子去世以后,子贡带头,加上其他学生(宰我、有若等等),众人拾柴,众志成城,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齐心协力,还是把他抬上了圣坛。

  不过这已是后话,现在还说眼下。从前面这个故事里,我们能看到什么呢?第一,孔子是尊礼之人。他用自己对后事的安排,实践了自己的主张,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第二,孔子也是性情中人。他心里想什么,就会表现出什么。一旦发怒,便全然没有什么温良恭俭让。

  事实上,孔子也和我们一样,有着普通人和正常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而且不乏幽默感。我们读《论语》,看见里面满篇都是格言,常会以为孔子平时也是格言不离口。其实这是误解。孔夫子三十岁开始教学生,差不多一直教到七十三岁。这四十多年光景,得说多少话,岂能句句是格言?那可真成不会说人话的了。《论语》不过是把这四十多年的话,挑了又挑,拣了又拣,最后又集中了起来,可不就成了“格言篓子”?好在《论语》还保留了不少有趣的情节,让我们看到孔子真实的另一面。正是这另一面,让我们看见了真孔子。

  他敢哭。孔子哭颜回,可谓感天动地。颜回去世那年,孔子七十一岁,颜回四十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哭得昏天黑地。据《论语·先进》,当时孔子痛哭流涕地说:哎呀!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这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呀(噫!天丧予!天丧予)!旁边的人说:先生太悲痛了(子恸矣)!孔子说:真的太悲痛了吗(有恸乎)?我不为这样的人悲痛,又为谁悲痛(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可是他没有想到,第二年,子路也死了。据《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孔子再一次悲痛欲绝地哭着说:哎呀!这是老天爷要断绝我呀(噫!天祝予)!孔子这时,真是欲哭无泪。

  他敢骂。孔子骂宰予,可谓狗血喷头。宰予,字子我,生卒不详,“黄埔二期”的,言语科。据《论语·公冶长》,有一次,宰予大白天睡大觉(宰予昼寝),被孔子发现,结果遭到痛骂。这里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论语》一书提到孔门弟子,只要是描述性的,一般都称字,比如颜渊、子路、子贡、子夏、曾皙、冉有。个别的还称子(先生),比如曾子(曾参)、有子(有若)。只有在记录孔子原话时,才称名。因为按照当时的礼节,长辈称呼晚辈、老师称呼学生,每个人称呼自己,都称名。比如孔子对尊者说话,就自称“丘”;对学生说话,就自称“吾”;称呼学生,则一律回、由、赐、商、点、求等等。叫学生而称字,是“非礼”;说自己称字,也是“非礼”。所以我们看一些电视剧,孔子自称孔仲尼,曹操自称曹孟德,真是觉得可笑。孔夫子如果看了这些戏,非给那编剧和导演一耳光不可。

  这个规矩是不能不讲究的。因为名为卑,字为尊。这叫“尊卑有序”,是礼。依礼,后辈称呼前辈,平辈相互称呼,都要称字,否则也是“非礼”。但如果是对长辈、老师、君主说话,提到同辈,也只能称名,以示对长辈、老师、君主的尊重。《论语》是后世儒生编的,在陈述句中提到孔子的学生,当然必须称字,包括对宰予。事实上宰予在《论语》中出现五次,四次都是“宰我”,只有这次是“宰予”。为什么呢?恐怕是因为他挨骂。

  孔子怎么骂宰予?他说:“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也!于予与何诛?”,就是把墙壁抹平。粪土,就是脏东西、污秽物,包括粪便又不限于粪便,也就是垃圾吧!垃圾垒的墙,当然没法粉刷,也不值得粉刷。孔子说宰予是朽木,是粪土之墙,等于骂他是垃圾。何况还有“于予与何诛”。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宰予这家伙,我都不知道骂他什么才好!

  宰予被骂作垃圾,孔子还要说“不知道骂他什么才好”,简直就是深恶痛绝了。然而宰予挨骂的原因,却不过是“昼寝”。这就不能只看表面情况,要到孔子后面的话去找原因了。孔子在后面说什么呢?孔子说:过去我对别人,是“听其言而信其行”。现在我要改了,改成“听其言而观其行”。从什么时候改的?就从宰予开始。看来,孔子痛骂宰予,是因为他说话不算话。可能他原本信誓旦旦要奋发图强,结果却来了个“昼寝”,岂非骗子?

  当然,事实上宰予并不是骗子。相反,他也是孔子的好学生。后来,子贡搞“造圣运动”,宰予也是出了大力的。据《孟子·公孙丑上》,宰予甚至说“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意思是尧舜都比不上孔子。好嘛!孔子一顿臭骂,竟骂出个“骨灰级”的忠实信徒。于是我们就很想知道,这是为什么?或者说,孔子为什么会成为他学生心目中的圣人?

  原因我想也很多。比方说,在文化上,孔子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学术上,孔子出类拔萃,总其大成;在道德上,孔子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在教学上,孔子循循善诱,诲人不倦。这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就不说了,何况恐怕根本就说不全。这里只说其中之一,那就是孔子真实坦诚的人格魅力。

  孔子真实坦诚吗?是。他甚至不掩饰对某个人或者某些人的憎恶或厌恶。据《论语·子路》,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怎样才可以叫做“士”。士,原本是当时一个特殊的阶级或阶层(请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五节),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知识分子”(李泽厚先生便如此翻译)。不过在孔子那里,阶级或者等级,是要和“品级”相匹配的。匹配,才叫名副其实。比如“君子”,原本是阶级或者等级(贵族)。但在孔子那里,同时也是品级。因此,一个人,光有君子的身份地位还不行,还必须同时具备君子的品位和修养,才配称为“君子”。子贡的问题也如此。他问“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其实就是问:究竟怎样才配称为“士”。

  对此,孔子的回答是:爱惜羽毛,懂得羞耻,出使四方,不辱君命,就可以叫做“士”。子贡问:次一等呢?孔子说:族人称赞他孝顺父母,乡亲称赞他尊敬长老。子贡又问:再次一等呢?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这就是浅薄固执的小人了,不过马马虎虎也可以算作最次一等的。子贡再问:现在那些搞政治的人怎么样?孔子的鄙夷立马溢于言表:“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斗,就是量斗;筲(音稍),就是饭篮。斗筲之人,也就是度量狭小见识短浅的人。所以这话也可以翻译为:哼!那帮家伙,算得了什么!刚才说过,就连那些“言必信,行必果”的“硁硁然小人”,都勉强可以算作最次等的士(亦可以为次矣);而所谓“今之从政者”,却是“何足算也”。可见孔子对当权派的评价,还在小人之下。更值得注意的是,孔子的这种蔑视还要毫不掩饰的表现出来,岂非性情中人?

  孔子甚至还干过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据《论语·阳货》,有一个名叫孺悲的人想见孔子。孔子不见,让门房对他说自己病了。可是,传话的人刚出门,孔子就“取瑟而歌,使之闻之”,也就是又奏瑟又唱歌,还故意让那人听到。这意思就再清楚不过:我没病,好着呢!就是不见你!为什么不见,不清楚,反正是不给面子。

  顺便说一句,孔子是很喜欢音乐,也会唱歌的。《论语·述而》说,孔子和别人一起唱歌,如果唱得好(与人歌而善),就一定请那人再唱一遍,自己“而后和之”。和,音贺。这个“而后和之”是什么意思?是唱第二段?还是唱另一声部?我认为是伴唱。比如《好汉歌》,第一句是:大河向东流哇,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哇!这是独唱。接下来是:嘿呵嘿呵参北斗哇,水里火里不回头哇!这就是伴唱。所谓“与人歌而善”,按照李零先生的翻译,就是“发现别人唱得好”。和别人一起唱歌,发现别人唱得好,孔子就心甘情愿地做伴唱。大家想想,孔子这人,是不是特可爱?

  我们还可以说一件证明孔子可爱的事。孔子有个学生叫言偃。言偃,字子游,“黄埔三期”的,文学科,当过武城的宰。子游做武城宰的时候,孔子曾经去参观或者视察。据《论语·阳货》,孔子一到武城,就听到了“弦歌之声”。孔子就笑了,说“割鸡焉用牛刀”。这意思也很明白:巴掌大的地方,也用得着一本正经办教育,搞礼乐教化?子游说:学生听先生讲过,君子学习礼乐就有爱心,小人学习礼乐就听使唤(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孔子马上就改口说:同学们,阿偃的话是对的,我刚才是开玩笑。

  孔子真是开玩笑吗?未必。我们知道,武城是鲁国国都曲阜附近一个小邑,大约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乡。子游在那里推行礼乐教化,多少有点小题大做。所以孔子的“割鸡焉用牛刀”,就至少有点调侃。但这事不能较真。巴掌大的地方,那也是地方呀!礼乐教化既然“放之四海而皆准”,你就不能说小地方用不着。所以,子游一较真,孔子就不好再调侃,只好打哈哈,说“前言戏之耳”。当时的神态,我想一定很好玩。

  这就是我在《论语》中读出的孔子。他有血有肉,真情实感,不掩饰,不做作,有时还憨态可掬。我喜欢这样的孔子,不喜欢后来被圣化的孔子。

  真实的孔子很孤独。据《论语·宪问》,孔子曾经对子贡说:没有人理解我呀(莫我知也夫)!子贡问:怎么就没人理解先生呢(何为其莫知子也)?孔子说,不抱怨老天,不怪罪别人(不怨天,不尤人),点点滴滴从下面学起,争取达到最高境界(下学而上达)。理解我的,只有老天爷吧(知我者其天乎)!

  这段话不好理解。比如“下学而上达”,就各种解释都有。可是谁也不敢说自己的解释就合于孔子本意,我的翻译也一样。“不怨天,不尤人”的本意倒是清楚,但孔子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就不清楚了。一种解释是:子贡问孔子,怎么就没有人理解先生呢?孔子回答说,因为我“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这是只有老天爷才能理解的。另一种解释是:孔子并不正面回答子贡的问题,只是说,尽管没有人理解我,我还是“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能理解的,只有老天爷吧!第一种解释是“回答”,第二种解释是“回应”。到底是哪一种,就不清楚了。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孔子认为没有人理解他。

  实际情况,也大约如此。很多人都不理解孔子,包括他的学生。据《论语·述而》,孔子曾经对他的学生说:你们以为我有什么隐瞒的吗(二三子以我为隐乎)?我没有什么隐瞒的呀(吾无隐乎尔)!我没有一件事情是要瞒着你们,不告诉你们,不让你们知道的(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这就是我,孔丘(是丘也)!

  孔子这话是什么时候说的,对谁说的,为什么要说,都不清楚。怎么理解,也众说纷纭。但我读来读去,总觉得里面有文章。我甚至怀疑,是不是有学生表示出对先生的不满,而且这不满还很强烈,孔子才会出来发表这个声明。这可是没有证据的事,姑且存疑吧!但如果当真被学生怀疑,那是很伤心的事情。

  不过更让孔子伤心的,恐怕还是他的理想不能实现,主张不能实行。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临终前对子贡说:天下失去正道和正义,已经太久了(天下无道久矣)。没有人能够继承我的思想,完成我未竟之事业(莫能宗予)。这话子贡听了,可能不以为然。怎么没有人?我们这些学生,不都是接班人吗?但我以为,孔子说的是真心话,也是实话。他的理想,恐怕直到现在也实现不了。后世尊奉的,都是走了样、变了味的孔子。这可是他老人家左右不了也奈何不得的事。

  或许,这就是孔子了。他是文化巨匠,是失意官员,是模范教师,是孤独长者,是性情中人,还是众矢之的。自从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和儒家学派,他和他的学说、学派,就成了后世必须面对的对象,无法回避的话题,谁都绕不过去。墨家、道家、法家,群起而攻之;儒家自己,则一面继承维护,一面修正发展。但无论是继承和发展,还是反对和修正,其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各不相同。墨家、道家、法家之间,包括儒家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也要各抒己见,相互批判。由此,便引发了一场历时三百多年之久的跨世纪大辩论,这就是本书要说的事情──先秦诸子百家争鸣。

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时间很长,问题很多,情况很复杂。但简要一点,也可以概括为三场大辩论,或者“三大战役”。第一场是儒墨之争,争论的焦点是“仁爱还是兼爱”;第二场是儒道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有为还是无为”;第三场是儒法之争,争论的焦点是“德治还是法治”。在后面的章节里,我们就为大家一一道来。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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