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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匪的博客

作文不及格,为匪又出格。悠悠天地间,匆匆一过客。

 
 
 

日志

 
 

整编:CCTV-10《百家讲坛》——喻大华《道光与鸦片战争》(1-6集讲稿)  

2017-01-15 10:46:13|  分类: 【转摘】:百家讲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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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TV-10《百家讲坛》(讲稿)

喻大华《道光与鸦片战争》(1-6集)

整编:CCTV-10《百家讲坛》——喻大华《道光与鸦片战争》(1-6集讲稿) - 文匪 - 文匪的博客

《百家讲坛》(讲稿)

喻大华《道光与鸦片战争》(18集)

前言:道光——遥远的“昨天”

“道光”——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时代,也可以理解成一个人。

“道光”本来是清朝入关后使用的第六个年号,作为一个时代,它指的是18211850年间的中国;作为一个人,它指的是爱新觉罗·宁——此间中国的最高统治者。

这个时代离今天遥远吗?

不远。

您看:

一百六十多年前的道光年间,中国男人留着长辫,女人裹着小脚,面黄肌瘦,目光呆滞,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

一百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些人的子孙赢得了第29届奥运会金牌总数第一名的骄人佳绩;

一百六十多年前的道光年间,中国人在英国的压力下割地赔款,开始了“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的屈辱历史;

一百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在划破夜空、震耳欲聋、光焰四射的焰火之下,英国人从中国手中接过了奥林匹克的旗帜,同时,也接过了沉甸甸的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中国奥运会的巨大成功;

一百六十多年前的道光年间,中国人对英国的轮船惊若鬼神,对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束手无策,当时,清朝的科技水平似乎并不比三国时代进步了多少;

一百六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载人飞船横空出世,遨游太空,令世界惊叹!

 ……

您理解了吧,这一百六十多年间中国发生了沧海桑田般的巨变,这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百六十年!因为此间,中国走过了欧洲国家五六百年的历程!

所以,在今天年轻人的心目中,道光时代的人和事,似乎像天方夜谭般不可理解,难以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光真的离我们遥远得似乎隔着一千年……

但是,道光离我们真的很遥远吗?

作为一个时代,“道光”是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的“分水岭”。她既是旧中国走向衰亡的起点,又是中国新生的开端。您到天安门广场看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第一面浮雕就是道光王朝的虎门销烟,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工程的第一块奠基石!

从道光王朝的中叶开始,中国进入剧烈的社会转型期,人们将这一转型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我们怎样理解先人的艰难呢?

此前的中国,千年不变;晚清中国,十年一变!

当时的世界,就是个大赌场。我们不懂游戏规则,也不想进场;没有本钱,也输不起。但是,列强拖你进场,逼你下注,怎么办?

我们能投入这场博弈的只有千千万万中华儿女的生命——“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从道光中叶起,中华民族在失败面前没有自甘沉沦,而是在抗争,在努力,一百多年的苦斗,一百多年的抗争,其实,何止“十万头颅血”!几千万中华儿女的牺牲,换来了百年后的辉煌。国歌中的“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一点儿都不夸张,是实实在在的真实写照。中国人民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就是1997年的香港回归,就是2008年奥运会的不眠之夜!

您看,“道光”离我们远吗?

应该承认,道光中叶发生的这场社会大变革并没有完全结束,中国人民依然致力于国家富强和发展模式的探索。晚清的“自强”、“求富”口号,在今天仍然具有很深的价值!困扰道光皇帝的边疆矛盾、民族纠纷、毒品泛滥、吏治*、经济危机、西方压迫等问题,不依然值得我们深思吗?

您看,“道光”离我们远吗?

其实,道光就是今天中国的“昨天”!

回顾“昨天”,绝不是为了使人们不忘过去那点事儿,更不是要大家记住仇恨,而是要把“昨天”当成“今天”的镜子,把昨天当成今天进步的基础,因为只有站在先人的肩膀上,我们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

让我们登上中国历史的“分水岭”,走进这充满屈辱又不乏壮丽的岁月时光吧!

如果您因此而深感沉重,也同时让我们一同走近帝王的生活,看看是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金堆玉砌、花团锦簇;他们的爱情是不是像“春花秋月”、“小楼东风”那般美妙?

感谢先贤,敬畏历史!请看第一讲:天降大任。

(一)天降大任

(公元17829月的一个清晨,一个男婴降生在紫禁城内,他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爱新觉罗·旻宁,谁都没有意识到,这位皇子在未来将要承担的责任与危难。数十年后,当这位皇子登上皇位君临天下时,他和他的王朝所面临的是中国从未有过的变局。英吉利的坚船利炮叩开了闭关锁国的大门,鸦片战争以清政府丧权辱国、割地赔款为终结。但是,中国的沉沦却才刚刚开始,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度,身不由己地被拖入了世界的洪流,从而拉开了中国近代大变革的序幕。而要了解这一切,就让我们从道光皇帝的登基开始。去了解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中国又是如何从这个时代开始,走向了坎坷曲折的自强之路?)

道光皇帝——爱新觉罗·宁,是清朝入主中原后的第六代君主,1821-1850年间在位。此前,清朝经历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五代君主。

道光名宁,本名绵宁。因旧时臣民在书写时要避讳皇帝名字,而“绵”字较为常用,避讳不易。所以早在乾隆四十一年,乾隆帝就规定皇孙中“绵”字辈为帝者当改“绵”为“”。

182092日,清朝嘉庆皇帝在承德避暑山庄忽然驾崩,次子宁立即继位,这位皇子摇身一变成了一国之君,开始谱写跌宕起伏的人生悲歌。道光皇帝的登基拉开了晚清的序幕,而嘉庆的驾崩与道光的承继大统,却成了留给后世的难解之谜。嘉庆究竟是怎么死的?道光的继位是否合法?这些纷纷扰扰的故事是否真的有谜底可言?

【乾隆嫡孙,文武双全】

在中国历史上,康乾盛世是一段举国上下皆大欢喜的幸福时光。

在乾隆四十七年八月初十,公历的1782916日,清晨五六点钟,乾隆的嫡孙,后来的道光帝,宁在康乾二祖恩泽之下出生了。出生地为紫禁城的撷芳殿。

太监一溜小跑到乾清门向正开早朝的乾隆皇帝报告,说皇十五子永琰(当皇帝后改名“琰”)的福晋刚刚生了个小阿哥。

“生个小阿哥有什么稀奇!大呼小叫,成何体统!”

乾隆帝有上百个孙子,他基本上都不认得,每到过年的时候,这些皇孙都会给爷爷乾隆帝拜年,乾隆一看,怎么感觉他的皇孙长得都很像,就像一个模子出来的。于是乎,一人一个红包,打发走了了事;相比较而言,这些皇孙还是很有福气的,比他们更郁闷的是乾隆的孙女们,近百个孙女,基本上没见过乾隆的面。

前来报喜的太监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

别看乾隆皇帝不动声色,但心里却乐开了花。虽说他子孙满堂,但这位皇孙可与众不同,因为这个皇孙的父亲永琰早已被密立为皇太子。宁的出生预示着皇家统绪的绵延不断。而且永琰的长子刚刚夭折,此时他的心情极度难受,乾隆帝也正为他捏了一把汗,现在永琰的次子出生了,希望又有了,怎么能不高兴。但是,这一层窗户纸又不能捅破,因为永琰的太子身份是秘密确定的,现在除了乾隆,谁也不知道,所以他只能关起门来偷着乐。

宁的父亲永琰,就是后来的嘉庆皇帝,母亲即后来的孝淑睿皇后。宁是嫡子,排行第二,但是排行老大的小哥哥已经夭折,于是他排位上升,成为嫡长子。后来,宁当了皇帝,史称“有清一代,皇帝嫡出者,只此一帝”。大家知道,汉族家法都是立嫡长子,清朝呢,不是不想立嫡长子,而是截止到嘉庆帝,阴差阳错地就立不出个嫡长子。

宁在深宫之中慢慢长大……

六岁的一天早晨,小宁被太监从睡梦中叫醒,抱进书房。从此,除过年节、皇帝和皇后的生日外,他都是在书房里度过。每天早上四点,皇子皇孙就要进书房温习功课,天还黑着,此时师傅还没来,几个苏拉、太监在皇子皇孙们的朗朗读书声中倚柱而寐,残睡未醒。六点,师傅到来,开始授课,下午两点师傅出宫。而这些“苦命”的皇子皇孙们还要接着学满语,练骑射功夫,直到日落才能休息。为了培养文能安邦治国,武能驰骋疆场的接班人,清朝制定了近乎残酷的皇子教育制度。

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赵翼曾在军机处值夜班,经常看到皇子们披星戴月、秉烛勤读的一幕,他发自内心地说:“我们这些靠读书挣饭吃的人尚且起不了这么早,何况人家天生富贵的皇子日日如此!怪不得人家文武双全,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他感慨道:“我朝谕教之法,岂惟历代所无,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乾隆皇帝还不时抽查,生怕师傅要求不严格。就在宁进书房的第二年,乾隆帝发现不少师傅擅自停课,就将这些师傅分别处以降职、革职等处分,其中满族师傅每人又被重打40大板。这个事儿轰动了北京城。

说起来算是“家长”打“老师”了。宁为此很是揪心,后来听说打人的人并没有用力,不至于很疼,他才略微安心。

宁修文习武,十分专心,进步很大,不仅汉学基础扎实,而且武功也修炼得十分好。乾隆五十六年(公历1791年),年仅10岁的宁随祖父乾隆帝行围,居然射得小鹿一只,围场之上欢声雷动。八十高龄的乾隆老爷爷,兴高采烈,赐宁黄马褂一袭、翠翎一支,还专门给他做了一首诗。

十岁的孩子居然能射死一头小鹿,您信吗?十岁的孩子胳膊有多长?能把弓拉到什么程度?能将箭射出多远呢?让人感觉不可思议。但是,《清高宗实录》的记载有鼻子有眼:乾隆皇帝如何高兴,如何向周围的人炫耀自己12岁时就射杀了一头熊,现在孙子宁也能射死一头鹿,鹿虽不是猛兽,但也十分难得。

其实,事情的真相大概是这样:宁打猎,侍卫守护在左右,宁开弓射箭之后,侍卫必定也会立即开弓或者开枪,但这个功劳不是侍卫的,一定算在宁头上,侍卫将功揽到自己头上也没用,因为侍卫的职责就是守护宁并哄他高兴,要是连带爷爷一起哄高兴了就更圆满了。

当时现场还有花絮。清朝的李孟符在他的《春冰室野乘》中有如下记载:乾隆爷不是要赏孙子个黄马褂吗,但哪有10岁孩子穿黄马褂啊?拿不出这个黄马褂,宁就跪在地上不起来,他怕他爷爷赖账。没办法,乾隆就让人拿来了个成年人的黄马褂给他穿上。现场顿时笑声一片。可以想见,10岁的孩子穿上成年人的黄马褂该成什么样子?史书记载“裾长拂地,不能行”,就是衣服一直拖到地上,已经不能走路了。乾隆皇帝身边的一个卫士上前抱起了小宁,这真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抱着宁把营归。

射鹿这件事可能有一定的渲染,但宁武功不错这点看来不必怀疑。从后来林清之变中的表现来看,宁确实身手不凡。

震惊朝野的林清之变——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发生在嘉庆十八年(公历1813年)。

当时阶级矛盾尖锐,作为社会病态的一种表现,民间秘密结社活动频繁。乾嘉年间的白莲教大起义虽然已被扑灭,但其变换名目,继续活动于北方。攻打紫禁城的天理教就是改头换面的白莲教。清政府称其为邪教。

这次活动的首领之一林清是直隶大兴(今属北京)人,他有个想当皇帝的念头,但自觉实力不足,害怕朝廷*,就又联合河南等地秘密结社。经推算,林清确定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为起事吉日(公历108日)。恰巧此时出现彗星,而嘉庆皇帝又去了承德,京城人心浮动,防守空虚。林清自感机不可失,便如期举事。

九月十五中午,近百名天理教徒分别突袭紫禁城东西两门——东华门和西华门。东华门守军反应机敏,立即关闭城门,混乱中,只有五名天理教信徒冲了进来,算是自投罗网,立即被禁军擒杀。而西路却得手了,有五十多名教徒冲进了西华门,跑上城头,插上了“大明天顺”的旗帜。但滑稽的是,旗帜仅仅飘扬了十几分钟就被清军拔掉。那些冲上城头的教徒下了城又发现一个新的难题,不认识路。  都说深宫似海,皇帝老爷子的金銮宝殿该怎么走?谁也没去过。找个人问问,怎么连个人影也没有?他忘了认识路的人都被他们打跑了。

不过,向导问题很快解决了,有两名信奉天理教的太监主动前来带路,但事情恰恰就坏在这两个太监身上。

太监带着天理教徒穿过武英殿,就是内务府,一想起平日里受尽内务府官员的气,正好可以伺机官报私仇,让他们尝尝苦头。鼠目寸光的太监领着天理教徒对内务府施行了一顿打砸抢,直打得值班的内务府官员哭爹喊娘!时间因此而又耽搁了,待赶到隆宗门时,守门护军已经闻讯关闭了大门。

叫门不开。

撞!

然而,血肉之躯如何撞得过铜墙铁壁似的朱漆大门。

此时,宁正在上书房读书。本来,他随嘉庆皇帝一同去了承德,但奉旨提前回京,于是,正赶上这场事变。当时,宫内一片混乱,后妃哭号,太监鼠窜,集合起来的军力不足百人,又不知来犯者人数、去向,不敢贸然出击,闻讯赶来的王公大臣也是一筹莫展。在此关头,宁成了众人的核心,他下令各门*,又派人去调集援军,然后命人取来腰刀、鸟枪、撒袋,迅速披挂停当,站在养心殿的台阶上,紧张地观察着。

隆宗门是进入内廷的关键,一旦打开,各宫就任其进入了。起事者见撞不开门,决定翻墙入内开门。

宁听到撞门声已提高了警惕,抬头一看,忽见五六名天理教徒已攀上养心殿对面御膳房的房顶,他果断地举枪射击,一名教徒中弹坠墙而亡。宁赶紧装填弹药,由于过分紧张找不到弹丸,于是一把扯下胸前的金扣子,装入枪膛,再次射击,将另一名手执白旗,似在指挥的头目打落。其他天理教徒见受到阻击,纷纷退下阵来,此时,宫里增援的禁军赶到,在隆宗门外向叛逆之贼万箭齐发,逃跑不及的天理教徒被射杀在纷飞的箭雨之中,其中一箭还射中了隆宗门的匾额。

宁令禁军乘势在大内搜杀残余天理教徒,又到储秀宫安慰皇后,命三弟在皇后身边时刻保护,不许片刻离开,同时在西长街布置警戒,以确保皇后安全,然后飞章上奏,向嘉庆皇帝报告这次事变的经过。此时,清军在紫禁城内的搜杀仍在进行中,直到次日,才彻底肃清宫内。九月十七,在家中还一直翘首企盼反叛硕果的林清被擒获归案。

九月十六,回京途中的嘉庆皇帝接到奏报,惊愕万分,忍不住声泪俱下,多少代未曾有过的事情啊,我如何和先祖们交待呀?但对宁却大加赞扬,根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帝夸赞他有胆有识,身先捍卫,忠孝兼备,可嘉之处,笔不能宣,将其封为智亲王,加俸银一万二千两,所用鸟枪也御赐大名“威烈”。

宁当即上折谢恩,表示“事在仓促,又无御贼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句句恳切,并且显示出一种不矜不伐的高贵气度。

这个时候,嘉庆皇帝是否已经立储,人们不得而知。但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宁肯定是嘉庆皇帝的接班人。宁的优势主要有三。

第一个优势,排行最大。嘉庆皇帝共有四个儿子,长子已经夭折,宁虽然是次子,但实际上就是长子;

第二个优势,爵位最高。在嘉庆帝的三个儿子中,他位列亲王,爵位也最高;

第三个优势,宁在林清之变中为朝廷立过大功,他的那两个弟弟都没法跟他竞争。

如此来说,宁承继大统是理所当然。

后来,嘉庆帝曾经释放出一个很明显的信号,那是嘉庆二十四年(公历1819年)正月,他让宁代表他到太庙祭祖,嘉庆帝的这一举动使朝廷上下都充分领会到这意味着什么。

看起来,宁从嘉庆皇帝手里接过政权应该是顺理成章了。当时,嘉庆帝已年届六旬,他的身体表面看起来也是相当不错,因此嘉庆并没有马上交权的意思,他还屡次向群臣炫耀爱新觉罗家族的长寿基因,对长寿更是信心十足。

【质疑声中,承继大统】

世事难料!

谁都没有想到,这个身体倍棒的皇帝死得这样突然,这样蹊跷,随之而来的宁继位又充满了诸多悬疑。

那是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中旬的某天,嘉庆皇帝透露出个口风:秋天的时候想到口外去搞一次木兰秋

什么是木兰秋

这是个满汉合璧的名词。“木兰”是满语,汉译为“鹿哨子”,木制,长二至三寸,状如牛角,用嘴吹出“呦呦”的类似鹿鸣之声,引诱鹿类前来并将其捕获。后人将皇帝狩猎的专用场地称为木兰围场。“秋”一词起于《左传》,指的就是秋天的畋猎。木兰秋的地方距承德市西北一百多公里,占地面积上万平方公里。

康熙帝规定,每年要进行“秋”,不仅中央各部官员必须参加,蒙古各部的王公也要汇集于此,前来参加秋的人员数以万计,而且要连续进行二十多天,用规模宏大来形容绝不过分。一般来说,皇帝“木兰秋”的用意是借此习武练兵,怀柔蒙古,同时也有消遣游乐一番的用意。

嘉庆帝这个念头甫一出,群臣便纷纷表示反对。理由很简单,口外天寒,担心皇帝身体不适。七月十四,有一个大臣再次劝皇帝在紫禁城好好休息,别出去秋,说着说着就走了嘴,什么连年行猎,围场的猎物日渐稀少,基本上就剩下兔子了,我们兴师动众、长途跋涉去打兔子有什么意思呢?他力劝皇上别去。

嘉庆皇帝听闻此言,大怒道,你们懂什么?难道我是为了行乐吗?我是在搞军事演习!通过打猎训练军队,同时见见蒙古王公,这关系着边疆安全呢,别他们都造反了,我才去整治他们,那就晚了!随后嘉庆紧急传令军机大臣,命下诏封口,申明敢于阻止他这次行动者将被“立置于法”,于是群臣缄口不言。

这一雷厉风行之举也显示出嘉庆皇帝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的自信。是啊,如果身体情况不妙,怎么会有心情长途跋涉木兰秋呢?

时间:七月二十五(公历182092日)

地点:承德避暑山庄。

这一天是嘉庆皇帝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清晨5点,嘉庆皇帝就起床批奏折,直到上午九点半才吃早饭。早饭怎么这么晚吃呢?原来,当时国库亏空,粮食不足,全国百姓都吃两顿饭,皇帝嘛,以身作则,带头为天下作表率。吃完早饭,嘉庆接着处理公务,到了中午,军机大臣来见他,拿过他批阅后的文件一看,立即劝说皇帝休息,说您龙体要紧不能再工作了。

为什么军机大臣力劝嘉庆立马歇息呢?

因为此时嘉庆皇帝写的字大臣们已经不认得了,既像满文,又像汉文,还有横着写的,像蒙文。可以想见,皇帝的思维已经处于极度混乱之中了。军机大臣这么一劝,嘉庆皇帝也觉得支撑不住了,在太监的搀扶下上床休息,这一躺下,就再也没有起来。

晚上8点,61岁的嘉庆皇帝把大清政权扔在了崇山峻岭之间的承德,撒手西归。当时,政府一半尚留在北京,另一半则被他带到了这荒山野岭之地。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夜静得都能听到草木之声,群臣们瞠目结舌,欲哭无泪。大清朝开国以来史无前例的一场统治危机骤然降临。

嘉庆皇帝死得如此突然、如此蹊跷,没有任何征兆。以致于有人说他是在避暑山庄遭雷击身亡。这个说法当然十分荒唐,不值一驳。嘉庆皇帝属猝死无疑。七月二十五日中午还在照常办公,午后突然发病,傍晚去世。

什么病会如此猝不及防呢?我们分析一下:

当时,嘉庆皇帝的身体状况是这样的:

1、年逾六旬,已然属于高龄;

2、《清宣宗实录》中称嘉庆皇帝“天体*”,通俗一点说就是体态较胖;

3、去世三天前“偶感暑”——出现轻度的中暑情况(头晕、头疼),但并未影响工作;

4、在无现代化交通工具的年代,北京到承德相距甚远,历经长途跋涉,身体处于极度兴奋和疲劳之中。

在这种状态下猝死,病因最有可能的是心脏病或脑溢血。从下午发病,傍晚去世,去世三天前,“偶感暑”——出现类似轻度中暑的症状(头晕、头疼)来看,脑溢血的可能性更大。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中暑与高血压之间症状相似。当时中国人普遍营养不良,患高血压的很罕见,加之医疗条件的局限,很可能将高血压的症状误诊为轻度中暑,而一旦高血压发作,病发脑溢血,到那时神仙也无力回天了。

嘉庆皇帝驾崩,这是国丧,是举国上下天崩地裂的头等大事,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新君的嗣立。

嘉庆皇帝猝死几小时后,宁便继位了。虽然宁一直被视为嘉庆的接班人,但是当这一天(嘉庆驾鹤西去、宁继位)骤然降临的时候,总要有个依据,有个手续。这样的继位才合乎法理。

怎么才是合法的呢?这要由国家的所有者授予。当时是父死子承家天下,没有选举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政权的传承或者根据老皇帝临终当着群臣面所交待的遗嘱,或者依据老皇帝生前的立储圣旨。清朝实行秘密立储制度,由皇帝生前准备一道死后才发生效力的诏书,上书下一代君主的名字,藏于匣,再将匣放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

一旦皇帝忽然驾崩来不及交待后事,群臣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梯子,取下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的匣,然后“公启匣,宣示御书”,拥立新君。

嘉庆皇帝临终前,是否曾经当面向群臣交待让谁当皇帝呢?没有。嘉庆皇帝病发突然,事先没有明显先兆,发病后顿时陷入昏迷,很快死亡,未就后事做任何安排。在嘉庆皇帝去世四十余天后,军机大臣在奏折中说:“大行皇帝不豫,神明稍衰,故无一言相遗。”可见,嘉庆皇帝发病后就不能说话了。

宁继位,走没走第二个程序,公启匣,宣布立储密旨,然后遵旨继位呢?

在此,有两个说法,一个是官方说法,一个是民间说法。

这个官方说法是宁当皇帝后搞出来的,称嘉庆皇帝临终前召大臣“公启匣,宣示御书”,立宁为皇太子,然后,宁继位。可以肯定,这是个谎言。理由有四:

1、嘉庆皇帝发病后立即丧失语言功能,怎么可能召见大臣?

2、《清史稿·禧恩传》记载嘉庆皇帝死的时候大臣们没找到匣,为此还展开了一场争吵。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一个史实细节不可放过,嘉庆帝驾崩后,承德方面连一口合适的棺材都没有,急命北京将棺木运来,甚至不顾风水上的顾忌,指令将棺材拆解后运送,以便提高运输速度。

旧社会,如果家庭条件允许,一般老人都会准备好一口棺材。晚清重臣左宗棠行军时就带着一口棺材,以备不时之需。嘉庆皇帝连棺材都没带,他带匣干什么?因为这两样东西都跟死亡有关,他若知道自己很快死亡,他干脆就不到承德来了。所以,承德方面没找到匣是可信的。

3、那么,这个匣是不是放在北京了?这个可能性也是有的。但是,七月二十九(公历96日),宁在承德接到皇太后发自北京的懿旨:皇帝龙驭上宾,嗣位尤为重大,恐仓促之中,未及明谕,而皇次子秉性谦冲,为此特降懿旨,驰寄皇次子,即正尊位。这道懿旨有力地证实了北京方面也没有找到匣。如果确有“匣”,送来就是了,哪里轮得到太后作指示。清朝制度并没有赋予太后立皇帝的权力。

不仅如此,太后懿旨还可以佐证这样一个问题,她估计承德方面也找不到匣,怕宁因此谦虚拘泥,不即皇帝位,给他送去了个依据——太后懿旨(皇太后小瞧了“秉性谦冲”的宁,当这道懿旨以“六百里加紧”的速度递到承德时,大事已定,懿旨成了“马后炮”)。虽说太后没有立皇帝的权力,但总比什么依据都没有强。而且,作为前皇后,她有可能分享嘉庆皇帝的秘密,知道嘉庆皇帝立没立储,如果立了,是谁?还没立,想立谁?她的话还是具有权威性的。

4匣和立储密旨关系到宁继位的合法性,是视为“传家宝”式的神圣文件,如果有的话,必定珍视万分,细心收藏,但直到今天,从未有人见过此文件。哪去了,丢了?恐怕压根儿就没有。

可见,官方说法并不可信。

那么,民间又是如何说的?

在道光二十年,即1840年,民间出现了一个新说法:说嘉庆皇帝死后,群臣找不到匣,经过一番争吵、搜检,才从太监那里找到了一个小金盒,有锁无匙,军机大臣强拧开锁,发现内有立储密旨,遂遵旨拥立宁。这一说法出现于当时在场的军机大臣戴均元的《墓志铭》中。史学界普遍认此种说法可信度较高,但实际上,与此前的官方论述完全相悖,由此生出了新的问题。

但据我分析,这一说法经不起推敲,纰漏百出。

第一、“盒”是用来装一些零散或者易碎物品的,一般没有用它来装文件的;

第二、关于军机大臣强行开锁这一细节也有疑点。“盒”一般无锁,谁见过带锁的饭盒、眼睛盒?能轻易被人拿走的小盒没必要上锁,拿不走的东西才加锁,那就不是“盒”,是“箱”了;

第三、用一个很值钱的“金盒”装关系国家命运的文件,而且放在太监手中,令人难以置信;

更为重要的是,至今从未有人见过这本应视为圣物的“小金盒”和里面的立储密旨。

综合以上证据,基本可以断定,在嘉庆皇帝猝死的当晚,宁是在既无先皇遗嘱,也没有立储密旨的情况下继承皇帝位的。

尽管如此,事后,并没有人据此说这违反了清王朝的根本利益,抛开“国不可一日无君”的大道理不论,当时,承德方面如不立新君,就不能为嘉庆皇帝发丧,综合各方面考虑,宁即位呼声最高,而他的弟弟等并没有对他形成强有力的竞争。于是,大臣和宁彼此间号哭着、拉拉扯扯着,宁半推半就地就坐上了众人注目的皇帝位置。此后,人们也未质疑过其合法性。

嘉庆皇帝是清入关后第一位死于北京之外的皇帝,宁也是第一位在承德即位的皇帝。

即位后的宁,在避暑山庄待不下去,每日催促着回京。这是一位谨小慎微的君主,考虑到此次事变突然,天下易主,朝野震撼,如不立即回京,恐有碍社会稳定。而且,此时宫中无主,太后未必能够支撑危局,故急于回京。

但因运嘉庆帝的梓宫,沿途道路、桥梁必须拓宽加固,大队人马后勤供给且需时日筹备,警戒更是亟需布置,杠夫且要训练,终究不是唾手可成之事。

心神不定的道光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但回京之事急不得,又需假以时日,在多次与大臣们讨价还价后,初定八月十四为返京的时间,后道光食言,提前两天,改为八月十二,回京沿途的准备更是紧促。皇帝如此这般不讲理,群臣们是叫苦不迭。

直隶总督方受畴忙得急如星火,总算使梓宫如期成行,他没有白忙一场,宁不但不追究他因庇护贪官污吏,被“革职留任”的处分,还赏给太子太保衔。据说,道光帝带嘉庆梓宫回京之时,沿途臣民表现得“如丧考妣”,而且修桥拓路争先恐后,故沿途老百姓也得到了蠲免一年钱粮的浩荡皇恩。

在道光帝的再三催促下,在嘉庆二十五年八月十二(公历918日)这天,嘉庆皇帝梓宫由承德避暑山庄起驾。十天后,嘉庆皇帝的灵柩进北京安定门。

北京城里城外沿途跪满了普通市民,哭声一片,震惊山河。然后,灵柩进东华门,经景运门,抬至乾清宫。由于宫眷、太监的加入,号哭之声回响于紫禁城中,哀戚气氛达到了顶点。宁行礼之后,“哀号瞻恋,不忍暂离,王大臣等恳上节哀,至于再四”。

至此,虽然仍在国丧之中,宁每天在上书房“倚庐”守孝,但丧事已经办完大半,接下来要准备的就是登基大典了。

登基大典在紫禁城如期举行。

宁最终选择的吉日是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公历的1820103日。

深秋的第一缕朝阳投向北京,顿时将紫禁城装点得金碧辉煌,金水桥下的御河水清澈碧绿。阵阵秋风拂过,疲惫的各级大小官员心情开朗起来,因嘉庆帝逝世而积郁于心底的哀戚之感一扫而光。

紫禁城一改终日忙碌的气氛,笼罩在庄严肃穆之中,清入关后第五次登基大典即将举行。

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宁是清入关后第六代君主,怎么是第五次登基大典呢?

原来,宁的父亲嘉庆皇帝没举行登基大典。嘉庆当皇帝时,父亲乾隆还活着,乾隆搞了一次传位大典,把皇位直接传给了他。到道光登基之时,绵延不绝的大清国已经整整85年没举办过登基大典了。

朝廷里活着的人没有一个经历过登基大典,更不知如何举办。无奈之下,负责登基大典的礼臣们翻出尘封已久的档案,仔细查找,反复研究,方才确定了典礼的每一个细节。

午门外排列着皇帝大驾,驯象、仗马整齐侍立,太和门内外分列中和韶乐和丹陛大乐乐队,太和殿前广场文武官员顶翎辉煌,按文东武西原则,分班肃立。在太和殿御座南正中案上,陈放着皇帝宝玺。大殿内外香炉里名贵香木轻烟缭绕,异香飘渺,仰望大殿,犹如天上宫阙。

已经穿上皇帝礼服的宁在内务府大臣、礼部堂官、内廷侍卫的簇拥下乘舆由北而来。此前,他身着孝服向嘉庆帝灵位行三跪九叩礼,又着龙袍向皇太后行礼。当乘舆行至保和殿时,嗣皇帝降舆,步至中和殿升座,首先接受领侍卫内大臣的叩拜。

礼部尚书在例行公事、检查全场准备情况后,至中和殿奏请嗣皇帝即位。宁在侍卫近臣的簇拥之下,缓步走向太和殿。

全场鸦雀无声,只有秋风拂动,旌旗猎猎……

改朝换代了!现场的所有人思绪万千……

但是,他们之中有谁能想到呢?中国历史即将随着他的脚步,进入晚清时期,进入跌宕起伏、剧烈变革的社会转型期。

宁入太和殿,升座,即皇帝位。

此时,殿前三声鸣鞭,五凤楼上钟鼓大作,鸣礼官高声赞道:“跪”!上自礼绝百僚的亲王、贝勒,下到六部九卿、科道翰詹各级官员,均屈立于太和殿前、宁脚下……

宁宣布:年号道光,以明年为道光元年。

道光帝成了中国这一艘大船的掌舵人,他踌躇满志,想一展宏图。他将带领中国走向何处呢?他能驾驭这条创伤累累的大船驶出暗礁密布的激流险滩,进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的境界吗?

请看:遗诏风波。

(二)遗诏风波

(嘉庆二十五年,也就是1820年,嘉庆帝到塞外避暑山庄出游,不料第二天,嘉庆帝却突然猝死在避暑山庄。国不可一日无君,这时嘉庆的儿子旻宁继承了皇位,成了清朝入关以后第六位皇帝,改年号为道光。道光皇帝刚刚即位不久,朝野上下掀起了一场“遗诏风波”。那么,“遗诏风波”是怎样发生的?这场“遗诏风波”会给朝野政局带来怎样的变化?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那么,刚刚即位的道光皇帝和先帝时朝的大臣们能够和谐相处吗?道光的即位对以后鸦片战争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乾隆身世”是清宫疑案之一。乾隆皇帝究竟出生在哪里,是避暑山庄?还是雍和宫?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的道光帝,跟军机大臣围绕着这个问题各执一词,尖锐对立。这可不是学术上的探讨与争鸣,这是关系着皇室体面血统的大事。

“遗诏事件”是皇帝故意找茬,有意为之;还是军机大臣糊涂混蛋,把事情搞错?层层迷雾引发了此起彼伏的君臣博弈。最后,这幕闹剧以军机大臣彻底垮台剧终。一朝天子一朝臣啊!道光帝此举不仅成功改组了政府,还确立了新王朝的施政风格。一场宫廷将会给朝野上下带来怎样的变化呢?

【一朝天子一朝臣】

道光登上皇帝宝座仅仅十天,朝堂上就发生了一场大风波,皇帝跟军机大臣翻脸了。一方义正词严,咄咄逼人;另一方满腹委屈,不甘示弱。双方对立的焦点是“乾隆皇帝到底出生在哪里”?结果自然是皇帝大获全胜,两位领班军机大臣被撵出了军机处。而乾隆皇帝到底出生在哪里呢?直到今天也没有搞明白。

其实,这场风波并不是为了搞清楚“乾隆皇帝的出生地”,而是道光皇帝对军机处的一次大改组,也可以说是对政府的一次改组。所谓“乾隆的出生地”问题,不过是个引子或借口。

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新皇帝上台,先帝所用的大臣往往要被清洗撤换,严重点儿的恐怕身家不保。这就是古语所说的“一朝天子一朝臣”。人们一般容易生出“世态炎凉”、“人走茶凉”之类的想法,其实,事情并非这样简单。

每个皇帝的执政风格不同,对大臣的要求自然不一样;而且,新皇帝上台之初豪情万丈,要做出一番事业,总要有一批善于领会、理解和执行的亲信。原来先帝使用的那帮暮气沉沉的大臣自然在淘汰之列,所以,上台之初的道光皇帝首先改组军机处也不足为怪。

为什么从军机处入手?

这要从中国的皇帝制度说起。中国的帝制创立于秦始皇,基本体制是皇帝之下设置宰相,总领百官,治理天下。也就是说,皇帝和文武百官之间隔着一个宰相,宰相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力相当大。打个比方讲,皇帝是法人代表,是董事长,宰相就是总经理。但是,这个董事长与总经理常常发生矛盾,董事长对总经理既不放权、也不放心,所以,明朝就废了宰相,这就成了董事长身兼总经理。

这样一来君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巩固。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什么弊——累。毫不夸张地说,从此皇帝就成了天底下最辛苦的人,每天必须研究几十道总共几万字的奏折,立即形成对策下发,每天还得召见几拨中央及地方官员,这对皇帝智力和精力的要求几乎达到了极限。繁重的工作无人可以分担,也没人敢分担;又没有人可以诉苦,皇帝就是累死也没人心疼,你给自家干活,你累你活该,找谁诉苦去?当然,皇帝若不想把国家治理好的话,另当别论。

累固然难以承受,但更严重的是即使累死也干不完。所以,明朝后来设立了专门辅助皇帝的机构——内阁,帮助皇帝做些决策。这样看来,内阁的一把手不就是不叫宰相的宰相了吗?对,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这么说,看来,明朝废宰相废得不彻底。比较而言,清朝做得较为彻底。

【国之军机,官之枢纽】

雍正七年(公历1729年)时,雍正帝借口对西北用兵,绕过内阁,设立了一个临时性的辅佐机构——军机处。实际上,从那时起,军机处就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处,不是国家的正式衙门,举国上下无论中央还是地方没有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官员归军机处领导,它仅为皇上服务,军机大臣只有六七个人,下有十几个军机章京,作为军机大臣的僚属,连个正式的官署都没有。军机大臣由皇帝从中央各部长官中指派,保留原来待遇,入军机处办事。为什么还保留原来的待遇呢?因为军机大臣本身不发俸禄,依然领取原来的俸禄。

虽然说,军机处是临时机构,但直到宣统三年(公历1911年)才裁撤,存在达182年之久,大概是世界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临时”机构了。

为什么延续如此之久呢?

因为这个机构对维护皇权,保证国家机器顺畅运转太有利、太有必要了,皇帝离不开它。

军机大臣主要有两个职责:

1、替皇上写圣旨,然后下发各地执行,这个权力不小;

2、当皇上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可以提出建议,这个权力就更大了。由此可见,军机大臣直接影响或左右皇帝。

有了军机处,皇帝的工作量大大减轻,能够从日理万机中解脱出来了。

正因为军机处不是个正式衙门,所以,没有一般衙门的暮气;人少,反倒提高了办事效率;没有属官,就不可能形成和发展帮派势力,对抗皇权。

可见,军机处既可为皇上分劳,还不致威胁皇权,它既是皇权的工具,更依附于皇权而存在。

军机处没有官署,皇帝借给他一间半房,不够,后来又借了三间半,凑成五间。既然是借,当然不会把好房子借给它,军机处就设在紫禁城里的隆宗门东,乾清门西,一溜平房,紧挨着皇宫内廷的大墙。军机大臣昼夜值班,有些十万火急的军国大事,哪怕是半夜,也要请示皇帝,所以,军机处离皇帝的寝宫——养心殿和“天子正衙”——乾清宫都很近。

现在到故宫参观的人看了军机处旧址,无不大失所望,原来威名赫赫的军机处居然这般局促简陋!其实,前些年军机处还是个小卖店,大概五六年前,故宫才恢复了军机处的原貌。

军机处虽然是个临时机构,没有俸禄,甚至连办公地方也没有,但是军机大臣却是个炙手可热的职位,因为一旦成为军机大臣也就意味着成了皇帝的亲信,前途无量自不待言。虽然待遇不高,仍拿原任职务的俸禄,但哪省督抚进京敢不拜见军机大臣?天一热,各地官员纷纷奉上“冰敬”(降温费);天一凉,无数笔的“炭敬”(取暖费)入了腰包。

清朝的政治很特殊,中央官员地位的高低不是仅看品级,而是看他跟皇帝的关系远近。无疑,跟皇上最近的就是军机大臣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沟通皇帝与全国官员的桥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时人们私底下也称首席军机大臣为“宰相”。

道光继位之初,接收了他父亲嘉庆皇帝军机处的原班人马。嘉庆在位时,也曾经豪情万丈,一心想把国家治理好,再来一个“康乾盛世”。虽然勤于治理,但是嘉庆治国无方,越忙活,效果越差,加之年龄不饶人,精力越来越不济,最后也就懈怠了。于是就用了这班“泥瓦匠”军机大臣,帮他和稀泥,东涂涂,西抹抹,粉饰太平。

道光继承大统后,此时的首席军机大臣托津已经66岁,二把手戴均元已有75岁高龄。道光帝多大年纪呢?39岁。君臣之间年龄悬殊,隔着好几条“代沟”。而且这样一班人能力不大,脾气却不小,经常倚老卖老,对新皇帝也没做到毕恭毕敬。所以,道光帝意识到军机处得换换血了,这些人非调换不可。再说,皇帝都更新了,军机大臣也不能亘古不变啊。

但是,撤换军机大臣终究不是件小事,他们那一个人不是位高权重、根深脉长,不是想撤就撤,撤就撤得了的。要想撤得漂亮,总得言之成理。这个理由去哪里找呢?出乎意料的是,道光轻而易举地做到了。

在登基大典举行完的第十天,嘉庆二十五年九月初七,道光就抓住了“遗诏事件”,以此大做文章,从而成功撤换领班军机大臣。

按照惯例,每位皇帝驾崩后,都要以他的名义发布一道“遗诏”,以示对过去的总结和未来的期望。说是“遗诏”,实际上是新皇帝命军机大臣以先皇的口吻拟定的。

嘉庆皇帝死后,道光皇帝命军机大臣拟嘉庆遗诏。因为,嘉庆死在避暑山庄,故遗诏中免不了提及此地,其中遗诏中有这样一句话:“况避暑山庄为皇考降生之地”。所谓“皇考”就是皇帝已故的父亲,这里的“皇考”指的是嘉庆的父亲乾隆,此话的意思是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起草者的用意无非是以此烘托该地的神圣气氛,却无意间触及了一个异常敏感的问题——乾隆皇帝到底生在哪里?是嘉庆遗诏中所提到的避暑山庄吗?

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是翰林院编修刘凤诰。《遗诏》经道光皇帝批准颁告天下,文武百官都没挑出什么毛病,一切顺顺溜溜。可问题就偏偏出现了。一个在诺大的京城,官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七品芝麻官——翰林院编修刘凤诰开始发问了,他又怎么会有如此的洞察力呢?

原来,清朝每个新皇帝上台后,都要主持编写前一任皇帝的《实录》,记载先帝言行功业,以备借鉴和纪念。在二十多年前的嘉庆初年,刘凤诰参加了编纂乾隆皇帝的《实录》,最早发现了关于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当时,人们多认为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不少歌颂避暑山庄的诗都曾提到这一点。刘凤诰一整理史料才知道,乾隆皇帝自称生于雍和宫,且在自己的诗集中就说过三次。

相当矛盾!一个人不能有两个出生地啊!于是,刘凤诰将此矛盾上交,将球踢给了嘉庆皇帝,请他圣裁。到底是避暑山庄还是雍和宫,请嘉庆皇帝选一个。

嘉庆皇帝也感到意外,他原来也以为父皇生于避暑山庄,并且嘉庆也写过这样内容的诗歌。翰林院编修刘凤诰把乾隆诗集中自称出生在雍和宫的地方都夹上黄签,呈送嘉庆审阅。嘉庆皇帝一看既然父亲自己说生于雍和宫,那就雍和宫吧,于是《乾隆实录》中采用了乾隆出生于雍和宫的说法。

可以说,嘉庆皇帝根本没有重视这一问题,也没有予以解决,因为《乾隆实录》虽然采用了生于雍和宫的说法,但《实录》只抄写五部,放于紫禁城、圆明园、沈阳故宫等地,别说老百姓不能看,就连军机大臣一般也无权查看,而对社会上流传的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并未加以禁止、纠正,甚至连嘉庆公开发行的《诗集》中关于乾隆生于避暑山庄的说法也未作调整修改。君臣都没拿这个问题当回事,时间一长也就淡忘了。但是,如今《嘉庆遗诏》重提乾隆皇帝出生在避暑山庄,这轻松一笔又翻出了陈年老账。

【陈年老账,新祸根源】

对于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刘凤诰最清楚不过了。他之所以最终下定决心举报这一问题,还在于他与此时主持军机处的托津有着较深的过节。

刘凤诰是个才子,字写得好,文章漂亮,殿试中过探花。但是一副名士派,架子大,又好饮,经常耍酒疯,人缘、口碑都不大好。嘉庆十四年他主持浙江乡试(考选举人的考试),受人之托,将两位考生安排在相邻的位置,为什么要安排在一起呢?说是互相照应,实际上就是作弊。为此被人告发,经审理,判了流刑(流放之刑)。

关于把刘凤诰流放到哪里,这里面有个小插曲:嘉庆本来已经定了把刘凤诰流放新疆伊犁,不知道谁在嘉庆皇帝跟前嚼舌头,说近些年新疆不比从前了,发展得不错,经济搞得好,风景也没得说,尤其是维吾尔姑娘能歌善舞,把刘凤诰流放到新疆,等于为他提供了个疗养和观光的机会,建议改为流放黑龙江,那旮旯儿昼短夜长,野兽常常出没,冬天冰天雪地,贼冷贼冷的,这样艰苦的环境有利于锻炼改造云云。嘉庆皇帝一听,有理啊,立即决定将刘凤诰改为流放黑龙江。

刘凤诰后来得知,此事都是托津一手操办,他暗骂托津做事忒不厚道,二人也从此结下了梁子。

刘凤诰在黑龙江呆了四年才被赦免回京。大家可能有疑问,官员被追究了刑事责任,怎么还能出来做官?原来,某日,嘉庆帝看到父亲乾隆的《实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一名官员的父亲病危,因为官员的差事交接不顺利,耽误了见父亲最后一面,乾隆帝十分内疚,在《实录》里对此深表歉意。

这些话勾起了嘉庆帝对父皇乾隆帝的思念,再一看《实录》的扉页上编者中有刘凤诰的名字,顿时对刘凤诰产生了怜悯之情,于是下诏说:“刘凤诰从前恭纂皇考实录,曾有微劳,学问亦可,亦著加恩赏给编修来京供职。”就把刘凤诰从流放地召回,让他做翰林院编修。

刘凤诰究竟是出于个人恩怨欲报复正任首席军机大臣的托津,还是出于职业道德?我认为,前者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刘凤诰深知自己只是一个七品芝麻官,人微言轻,于是找到了原来翰林院的老领导,现在的太子太保、体仁阁大学士曹振镛。

曹振镛,安徽歙县人,自称曹操嫡脉后裔。他在乾隆一朝就属于国家重点培养的青年后备干部;到了嘉庆朝任吏部、工部尚书,成为国家部院大臣;在道光朝,自然成为道光帝的心腹。

曹振镛一向皇帝举报,道光帝就暗自叫好,感到日思夜想的机会,终于来了,立即决定向军机大臣发难。《清宣宗实录》记载着道光帝下诏说:

“七月二十五,恸遭皇考大行皇帝大故,彼时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朕在谅暗之中,哀恸迫切,未经看出错误之处,朕亦不能辞咎。但思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自不至有误。及昨内阁缮呈遗诏副本,以备宫中时阅,朕恭读之下,末有皇祖‘降生避暑山庄’之语,因请皇祖实录跪读,始知皇祖于康熙辛卯八月十三子时诞生于雍和宫邸,复遍阅皇祖御制诗集,凡言降生于雍和宫者,三见集中。因命大学士曹振镛、协办大学士尚书伯麟、尚书英和、黄钺,传旨令军机大臣明白回奏。”

此段话的意思是:先帝去世的时候,军机大臣敬拟遗诏,我在悲痛之中,未能看出错误之处,而今看到如此重大的失误,我也有责任。想军机大臣多年承旨,所拟不至有误。但昨天送来《遗诏》的副本,我看《遗诏》末尾有爷爷乾隆帝“降生避暑山庄”这句话,就找来爷爷的《实录》来对着看,才知道爷爷生于雍和宫,再看爷爷的诗集,其中说降生于雍和宫的地方共有三处。《遗诏》却说降生于避暑山庄,传旨给军机大臣,让他们给我说明白。

此时的军机大臣肯定懊悔到了极点,早知如此,当初何必画蛇添足,说什么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但是皇帝已经指着鼻子要他们“明白回奏”,只好硬着头皮解释。军机大臣的回奏很快呈上了道光皇帝的案头,他们为自己辩护说:嘉庆皇帝的《诗集》第六卷、第十四卷两次提到乾隆皇帝生于避暑山庄。至于《乾隆实录》,藏于内廷,我们看不到,也不让我们看,所以不了解。

应该说军机大臣的回奏十分强硬,辩驳得也很有力,因为乾隆皇帝的《实录》固然是神圣的文献,但嘉庆皇帝的《诗集》也同样神圣。你爷爷自己说生于雍和宫,你父亲又说你爷爷生于避暑山庄,你父亲和你爷爷的分歧,让我们这些手下何所依从啊?更何况《乾隆实录》藏在内府,我们无权翻阅,古人不是说不知者不为罪么。

于是事情就僵在这儿了。

事情既已捅开,那就要给众人个交待。

不然,朝野中会有两个关于乾隆皇帝出生地的说法,这有损皇家脸面,而且事关社稷,也大不严肃。然而,如果不强词夺理,这个事情就没法解决了。于是,道光皇帝蛮横地认定军机大臣“误会诗意”,“实属巧辩”,不给军机大臣再次分辩的机会,立即做出决定:将托津、戴均元两名领班军机大臣予以降四级处分,撤出军机处。

道光皇帝是在借题发挥,从处理的过程来看,其中无理之处不少:

1、关于乾隆皇帝的出生地问题,乾隆和嘉庆说法不一,这是意见分歧的根源,不能怪军机大臣,最多只能责备他们知识面不宽,没多找几本参考书读读;

2、道光皇帝自身有失察的责任,《遗诏》毕竟已经审阅认可,他没有把好关,将责任全部推给军机大臣是过分之举;

3、从常理可知,这道包含有“错误”遗诏的拟定者肯定不是当头儿托津、戴均元,应该是他们的属下、在军机处班次靠后的军机大臣。托津、戴均元两位领班没看出问题,固然有责任,但你道光帝不是也没看出来吗?结果那些起草《遗诏》的人未被深究责任,托津和戴均元却被撵出了军机处,确实难以服众。

或许是出于以上歉疚的考虑,道光皇帝到此为止,再也没有纠缠这个问题。托津死于道光十五年,终年81岁。戴均元死于道光二十年,终年95岁。而乾隆皇帝出生地的分歧经道光皇帝这番折腾,搞得天下皆知,以致成了清宫疑案,至今无人能解。

此次“遗诏风波”表面看没有掀起大的波澜即宣告结束。所以,读清史的人往往对此有所忽略。但其实,这绝不仅是君臣之间个人恩怨的反映,更重要的是道光皇帝对政府实行了一次有目的的改组,道光皇帝在令托津、戴均元退出军机处之时,命曹振镛在军机处行走。

三个月后,曹振镛荣升军机处领班、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从那之后,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不折不扣。此后,曹振镛执掌军机处达15年之久,基本上确立了道光王朝的政治风格和用人标准。

今天看来,曹振镛的知名度已经不大,知道他的人不多,因为他是一个做官不做事的人。

但是若论有清一代,三百年间谁在位时间最长,谁的仕途最平坦,谁最会做官,可以说非他曹振镛莫属,纵览清朝一代,无出其右者。他的仕途堪称一马平川,步步高升,无灾无难,年届80岁才退休,当官长达52年。

然而,曹振镛一生基本没有建树。民国初年纂修《清史稿》,在写《曹振镛传》时,仅用七百多字就描绘出了他的一生。虽然,他当了五十多年的官,而且位极人臣,可是一提笔才知道,除了一生履历以外,真是毫无可圈可点之处。

【多磕头,少说话】

很多人知道清朝官场有一句做官的诀窍——“多磕头,少说话”,这就是曹振镛为官多年的座右铭,并奉为圭皋。在这里,“多磕头”是肢体语言,表示顺从、谦恭;“少说话”是指对朝廷大政少发表意见,多听皇上的,要言听计从。这六个字真是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做官诀窍。虽然说曹振镛一生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以名垂青史,但由他总结的“做官六字诀”却可以因“恩惠”后人而“流传”百世了。

曹振镛一生坦途,平步青云,肯定不会一无是处。他确实也有不少长处,比如事必躬亲,谨小慎微,尤其注重细节。无论是承书圣旨,撰写奏折,还是批阅翰林文章,无不反复阅视,一笔一画的错误,必定予以改正。

在今天,各大企业纷纷学习的细节决定成败论,在曹振镛早已身体力行。同时,这位曹大人待人和气,亲近平易,从来不摆官架子。宫里门多,左一道右一道,每过一道门,必定是与其他人拉拉扯扯地谦让一番。话说某日,他与某位皇族在宫里相遇,在门口彼此谦让,结果谁也进不去,惹得人家不耐烦,生气地说:这是朝廷,不是你家!众人大笑。曹振镛闹了个大红脸,依然笑容可掬。此外,曹振镛操守好,不受贿,学问也不错。

这样说来,曹振镛是个“好好先生”了。其实,他还是个大滑头,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宗旨,做官从不自作聪明,更不愿负责任。譬如,某日道光皇帝考试翰林,出一道题谁也不解。连题都看不懂怎么作答?于是,道光皇帝怒斥翰林不学无术,又问曹振镛,你懂不懂?曹振镛仔细看了几遍,表示也不懂。实际上,他是装不懂,不愿得罪众翰林。

还有一次早朝结束后,道光皇帝偏偏把曹振镛留了下来,偷偷咨询他鸡蛋多少钱一个?皇帝怎么问起鸡蛋的价格来?曹振镛脑瓜一转,立即明白了,皇帝让御膳房给算计了,大概是算计得狠了点儿,以致他起了疑心,于是,曹振镛干脆地回答:“不知道,臣胃口不好,消化不良,从不吃鸡蛋。”他是不愿意因此与内务府的御膳房结怨,鬼知道他们把鸡蛋说成了多少钱一个!

曹振镛之所以被重用,能发现《遗诏》中的“错误”固然是一大功劳,更关键的原因还在于他的政治作风与道光皇帝极其合拍。一位谨小慎微的皇帝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位量身定做的搭档——战战兢兢、亦步亦趋的辅助者。

君臣之间互相影响,曹振镛首先向道光皇帝传授工作“经验”。

道光登上皇帝宝座几个月下来,颇感焦头烂额。每天面对堆积如山的奏折看都看不完,更不用说还要裁决了。清朝的体制是各级官员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事必躬亲,逐一过问,小到知县任命,死刑复核都得由皇上定夺。

譬如官员之间闹矛盾,皇帝得协调好;刑部审定死刑案发生分歧时,请皇帝裁决,你得能裁到点子上。这不,眼前就有一个案子:哥儿俩赶集,买了一口锅回家,走到半路,发现锅没了。哥俩互相推诿指责,以至发生争吵,然后哥儿俩就打起来了。最后,弟弟打死了哥哥,被判了死刑。

清朝死刑制度复杂,要秋后问斩,于是安徽省向刑部申请批准执行。刑部官员翻开案卷看了半小时,批了个“驳”,给扔回来了。安徽省不接受,刑部官员解释道这个案子有从轻情节:杀人犯没使用器械,是用拳头作的案,致死带有偶然性,不能执行。安徽省则强调此案有从重情节——弟弟打死哥哥——犯上,所以必须执行。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刑部奏请道光皇帝圣裁。皇帝要是裁决执行秋后处决,刑部没意见;要是裁决不执行,安徽省也没意见,意思是,皇上您看着办。

道光皇帝这边还没裁决,把这个事摆平呢。轰然一声,黄河决口了,随即,河道总督将堵合决口的工程预算报了上来,面对数百万工程巨款,皇上要是同意,您就掏钱;皇上要是不同意,您说我哪儿报高了,得说出个所以然。当皇帝每天处理的多是各衙门处理不了的棘手事,可是又责无旁贷,真闹心。

【好好先生,升迁有道】

在这种情况下,曹振镛献上一计,他说:“作臣子者愿意不断上奏折发表自己看法,以显示工作态度的积极,更何况这些折子也不用自己动笔,他们都有师爷,可苦了皇上。然而,又无法禁止他们发表自己的看法。我想,现在天下太平,国家本来没那么多的事,这些奏折不用全看,找几篇奏折专挑细节上的错误,然后加以处分,让天下官员感到皇上明察秋毫,这样就不敢欺骗皇上了,这样官员们也不会随随便便上奏折,奏折或许也会少一些。”

 什么是细节上的错误呢?

譬如,语法、笔画、格式上的错误。这个好找,总比做决策要容易得多,拿着放大镜看就是了。

此后,道光帝看奏折看得厌烦了,就挑剔奏折的细节,然后轻者“传旨申饬”,重者“交部议处”。当然,这些细节的错误毕竟不是多严重的事儿,可是,道光皇帝说你工作态度不认真,连个字都写不好,你还能承担什么重要的工作呢?这一下子后果就严重了,结果,被申饬的大臣上了好几道自我检讨的奏折,弄得天下皆知——当今道光皇帝可不是个善主,事必躬亲,明察秋毫。最后这才善罢甘休。

这样的例子接连发生,一些官员因此被降级、罚俸。

可这一闹剧的恶果也逐渐显现:

1、大臣们不敢轻易上书皇帝,而是“多磕头,少说话”;

2、文武百官逐渐养成了一种注重细节,注重形式的工作作风。官员们上折之前反复检查,地方督抚还好,毕竟有不少幕僚代劳,京官们只好自己检查推敲,很多人因此得了强迫症。

总之,通过这次“遗诏风波”,道光皇帝成功改组军机处,选中了与自己政治风格合拍的新助手,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治政风格。

应该承认,道光选择曹振镛作为搭档是一大败笔。虽不能说曹振镛是个奸臣,但是,在清王朝由盛转衰的关键时刻,道光需要的是大智大勇、敢闯敢干的开创型人才。曹振镛却恰恰相反,他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这就给王朝的衰落雪上加霜。道光一朝这种因上而下的执政风格——目光短浅、谨小慎微、注重形式、挑剔细节、不负责任、报喜不报忧、多磕头、少说话、只求自保,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对道光朝以及此后的晚清政治影响深远。

道光帝并没有就此罢手,他还想整饬吏治,为衰朽的国家机器注入活力。

请看:吏治难清。

(三)吏治难清

(刚刚登基的道光皇帝踌躇满志,撤换了原来的军机大臣,换上了自己的心腹,从而确立了道光王朝的政治风格和用人标准,而这种政治风格和用人标准对后来鸦片战争时局的发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新登大宝的道光帝将会如何治理朝政?此时的大清王朝是怎样的一种官场现状呢?一起官杀官的惊天大案,它究竟意味着什么?道光帝整饬吏治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大清至道光一朝,国家机器已经运转一百七十余年,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力不从心的衰朽状态,官场因循懈怠、贪污腐化的程度,达到前所未有、闻所未闻的程度。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刚登大宝的道光皇帝踌躇满志,在初试牛刀,改组军机处、选择了最佳拍档之后,又将会如何治理朝政呢?而此时的大清王朝又是怎样的一种官场形象呢?终生勤于政务的道光皇帝,面对官场潜规则,是痛加惩处还是放任自流?

【国家衰败,吏治懈怠】

古语说“明主治吏不治民”,可见吏治的重要。道光眼瞅着这国家日益衰朽,官场懈怠、贪污腐化,他是怒不可遏。登基之后,立即着手改组军机处,待稍稍坐稳皇帝宝座,雄心勃勃且欲大展鸿图的道光,首先将整顿的矛头指向了吏治。

但是,道光帝所要面对的形势异常严峻。清政府这部国家机器经过一百七十多年的运转,此时已是百病丛生、千疮百孔,在吏治上主要出现两大问题:

首先是官员普遍因循懈怠,不负责任,国家机关运转不灵;

其次是官员贪污*严重。

这样一群官僚能够让道光省心吗?甚至有人说嘉庆皇帝就是被这班不争气的官员给活活气死的。嘉庆去世前两年就发生过这样三件怪事。

嘉庆二十四年(公历1819年)初夏的一个黄昏,紫禁城里内廷各门已经落锁。附带说一下,紫禁城内乾清门以北,神武门以南为皇帝生活区,成为内廷,按规定此时除了皇帝、皇子,内廷里不能再有别的男人(太监除外)。内廷关门之后,太监沿途巡查,主要是消防检查,边走边喊,提醒各宫小心灯烛。

话说这天,巡查太监走到景运门附近,突然发现门边蹲着一个衣衫褴褛、胡子拉碴的汉子。太监胆儿小,顿时大呼小叫,喊来了一群太监,大家硬着头皮盘问,原来是进京上访的普通百姓,要找皇帝告御状。常言道,嘴上没毛,办事不牢。太监嘴快,立即告诉了嘉庆皇帝,嘉庆怒不可遏,倒不是因地方官治理无方,导致天下百姓越级上访,而是责怪紫禁城的守卫工作如此松懈,随随便便就可以进来,倘若此人是个刺客,后果何敢设想?

第二件荒唐事发生在嘉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公历的1819128日。那天嘉庆皇帝亲临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为武进士发榜。武举是国家选拔军官的考试,与科举考试一样,一甲前三名也叫状元、榜眼、探花。传胪大典就是由皇帝宣布中第进士名次的隆重典礼。此时,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到场分班排列,乐队高奏《庆平之章》,其中状元、榜眼、探花在唱名后要出班就御道左跪,行三跪九叩礼。

嘉庆已经到场,不料状元和探花双双缺席,典礼无法举行。道光询问有关官员,官员面面相觑,不知所以。一会儿报称状元和探花今天来到西华门,拟从此进宫,但西华门不开,现在正绕道紧急赶往东华门。

大家知道,西华门是紫禁城的西门,对着中南海;东华门是紫禁城的东门对着王府井。要是今天绕行,只能走广场,但清朝的时候没有广场,是禁地,南起正阳门,北到景山后门,都是禁地,不许居民横穿,这两位状元和探花等于从西城赶往东城,还得出城门绕行。礼部官员躲不过去,硬着头皮表示虽然昨天临时调整了进宫路线,但您看这不基本上都来了吗?武状元和探花来自小地方,进京后不辨东西,也在所难免,请皇帝耐心等待。负责紫禁城守卫的官员也上前喋喋不休,说这回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严把宫门,就怕放进来上访的,所以,也休怪我们。嘉庆皇帝真不知该怪谁,气得说不出话来,只好宣布取消典礼,拂袖而去,临走下令革去两名倒霉蛋儿的状元、探花头衔(这可能是史上最背运、最冤枉的进士了)。

第三件事更离奇。嘉庆二十五年(公历1820年),是嘉庆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四月某日,兵部官员哭丧着脸报告大印(银质)找不到了,据分析可能失窃。这真是闻所未闻的奇案,要说别的衙门少东丢西似乎还情有可原,差不多相当于“国防部”的国家最高军事管理机关——兵部也被盗贼洗劫,而且拿走了大印,真是天下奇闻。这个大印每当军官升降,军需发放时都要用,必须严查。

一经清查此案,嘉庆帝才发现兵部的日常管理极其松懈,娶媳妇的花轿竟敢穿堂而过,各级在职官员熟视无睹,从不禁止。嘉庆皇帝命刑部和步军统领衙门多方缉拿,可最终仍然是毫无线索,只好由兵部官员分摊了重铸大印的费用结案。

天子眼皮底下尚且如此,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吏治就更加不堪。可见,国家机器已经因循废弛到了极点。嘉庆皇帝有时甚至破口大骂,直斥寡廉鲜耻,丧尽天良。但是官员们无动于衷,没格调的就成天研究车马、服饰,互相攀比一下;格调高点儿的就练练书法,写写诗词而已。一旦出事,各级官员是能瞒就瞒,能推就推,瞒不过去,推脱不掉,就干脆作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官员无法,欲壑难填】

吏治方面更严重的是贪污问题。

当时官僚的待遇应该说还是较为优厚的,虽然俸禄低一些,但从雍正朝起给官员发养廉银,也就是廉政补贴,一品大员每年能拿一至二万两白银(清朝养廉银标准按官员任职地区物价指数浮动,同一级别的官因任职地区不同而拿不一样的养廉银),就是一个七品芝麻官每年也能拿到一千两白银。虽然养廉银不能都入个人腰包,要拿出一部分作为衙门的办公经费,但剩余的部分也很可观。

另外,清朝官员只要不贪国家的钱,也就是皇帝的钱,适当搜刮点儿民脂民膏,上面基本上是放任不管的。当然,搜刮民财,也要坚守底线,最好别逼得百姓进京上访,尤其是不能官逼民反。

当时有一句话: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清朝地方官是三年一个任期,一个知府一个任期就能搜刮十万两白银,这是多么荒唐的事情啊。当然了,欲壑难填,清廉的官员能有几个?所以那些贪财成性的官员搂起钱来毫无顾忌,不管哪些是老百姓的钱,哪些是皇帝的钱,照单全收,绝不放过。

嘉庆年间,安徽省发生了一起震惊朝野、为侵吞国家赈灾款,而最终导致官杀官的大案。那年安徽省暴雨如注,洪泽湖水位暴涨,百姓家园被毁无数,很多人葬身鱼腹,即使活下来也是流离失所、生活无着。清政府一面组织泄洪,一面着手救济灾民。其中,山阳县知县王伸汉贪污赈灾银两万三千两,自入腰包一万三千两,另外一万两归衙役等人平分。不久,政府派查赈委员李毓昌来到山阳,检查赈灾款的发放情况。最初,王伸汉并未太重视,因为这种例行公事司空见惯,查赈委员开始都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待奉上大笔银两孝敬,自然轻松过关。不料,查赈委员李毓昌刚中进士,一副书呆子脾气,初出茅庐,一心想报效皇家,可以说是软硬不吃。王伸汉无可奈何,竟然下毒毒死了李毓昌,然后由县“公安局”出具验尸报告,称其自缢身亡。

然而,李毓昌的家属感觉事情过于蹊跷,便跑到北京督察院喊冤。最后,嘉庆皇帝传令下去,将山阳县知县王伸汉押解来京审讯,究出实情,嘉庆帝怒不可遏,叹为“天下第一奇案”,在严惩各犯之后,甚至将仅负领导责任的两江总督铁保发配新疆。

道光皇帝继位初年,立即决定整顿吏治。皇帝既然有此心,大臣自然极力配合。经过苦思冥想,一个叫英和的军机大臣想出了个办法——建议道光皇帝清查整顿陋规。

什么是陋规?

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官场的潜规则。但是,我感觉陋规这个词比“潜规则”更妙。所谓“陋”,就是拿不到桌面上、见不得阳光的东西;所谓“规”是指你不遵循不行的规则。

中国古代的官员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叫“亲民之官”俗称父母官、州县官,这部分官员人少;多的是第二部分官员——管理官员的官。州县官吃老百姓,管理州县官的官员就吃州县官。官吃民,官吃官,靠的就是陋规。

先说几个地方上的陋规:

浮收——拿今天话说叫摊派、滥收费。

勒折——清朝流通制钱(又称大钱、铜钱)和白银两种货币,这样一来,银与钱之间就有个比价问题,地方官在征收赋税时利用这个比价来做手脚。原本征收赋税时交白银,现在我要制钱,一两银子本可换一千到一千二百文制钱,但我规定换两千文制钱,勒令百姓接受这一折换比率。实际上,一两白银折两千文制钱还是低的,一般要翻一两倍。

签子钱——百姓告状,提交诉状的同时必须向衙役交钱。本来,按照清朝法律规定,清朝的老百姓打官司是不收诉讼费的。你不交签子钱也行,但官司基本上不予受理,交多少呢?一般是三四两银子起价,视诉讼标的浮动,可以讨价还价。

富户节礼——地方管辖区内的富人按季度向官员送钱,动辄上万。

棚费——科举考试,地方官向百姓敛钱,送给考官。可能有人会问,我家没有考生也要交吗?清朝官员手里拎着皮鞭子呢,不交?皮鞭扬起!

以上是官民之间的陋规,官员之间的陋规名目就更多了。下级对上级,地方官对京官,有业务联系的衙门之间,都要送礼。譬如:

节寿礼——当时有个词“三节两寿”:新年、端午、中秋是三节;长官及其老婆的生日是两寿,这时下级都要送礼。这样一来,一年四季官员都在送礼收礼。送多少?这也有行情,多了送不起,少了拿不出手。道光年间陕西省的行情是巡抚的下级每年给巡抚送节寿礼五千二百两。再加上前面提到的俸禄和养廉银,数目就非常大了。

程仪——官员过境不仅要招待,临行还要送红包,叫程仪。

各种部费——地方官到中央各部办事,要送钱,否则上报的公文肯定不合格,要办的事肯定拖延不决。地方官事务繁杂,难以在京久候,但中央各部也忙,凭什么要优先给你办,于是就得送钱。

别敬——地方官到京觐见皇帝或办事,临别送给京官的贿赂性礼物,主要是现金。道光年间,陕西布政使(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张集馨两年上一次北京,他留下了一份记录,记载着他每次进京的送礼开支,最多的一次一万七千两,最少的一次一万一千两。送给谁了,不外乎掌管他命运的各级官员。当然还得烧烧冷灶,什么是烧冷灶呢?就是长远投资,像那些无权无势的翰林院的穷翰林们每人也得给上个十两二十两,不知哪天用到谁了,现用佛现烧香就晚了。

此外还有炭敬,拿今天的话说就是取暖费;冰敬,就是降温费,天热了,给领导几个买冷饮的钱;妆敬,送给长官眷属的钱,用来买化妆品的,我不会买,干脆,您自己买,我还省事儿了;文敬,送给长官孩子的奖学金,今年考得不错,叔叔奖励你,好好努力,将来比你父亲还有前途,等等。太多了,陋规之多,说也说不完。

大家可能会问,陋规大行其道,国家肯定不会不加禁止。官员之间送来送去,不会有第三者在场,国家还可以拿没有证据来推诿,不加查办;但州县官直接向百姓强征陋规,那就是*裸地伸手要钱了,国家还能装聋作哑吗?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既然无法禁止官员之间送来送去,怎么禁止地方官向百姓强征陋规呢?不然,钱从何出,总不会让地方官自掏腰包吧?实际上,他也掏不起。各级官员均从陋规中获利,自然官官相护,无法查办。而且,地方官也要给皇帝进贡,这当然不叫陋规,但不是陋规是什么?给你进贡你收了,反过来你派“检察院”查我置办贡品的钱从何而来,是不是搜刮了民脂民膏,世界上有这样的道理吗?

各种陋规大行其道,送来送去,拿的都是百姓的钱,这加重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道光皇帝对此十分痛恨。英和献上的清查整顿陋规这一计策的基本思路是改变原来对陋规的禁令,让陋规合法化。道光皇帝不解,禁还禁不止呢,怎么能开禁?但听英和一说,也觉有理。

陋规多如牛毛,谁也说不清。英和认为应该加以调查,取消一部分,保留一部分,保留的这部分纳入国家税收体制,既可以此提高官员的待遇,补充基层办公经费的不足,又能增加国库收入;而对老百姓来说,由于减少一些陋规,并且保留的那部分陋规纳入国家监管范畴,地方官也不会随意胡来,百姓的负担也能因此而减轻不少,确实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

于是,道光帝传谕全国,命各地官员清查上报。附带指出,这次主要清查的是地方州县官向百姓征收的陋规,至于官员之间的节寿礼、别敬、炭敬之类等并未纳入清查范围。

尽管如此,这仍然像往油锅里撒了一把盐,全国官员顿时哗然。因为这将揭露官员收入和官场关系的黑幕,所以当朝弄臣纷纷反对;也有不少地方官打着心中的小算盘,蠢蠢欲动,看看又有什么空子可钻。

吏部尚书汤金钊等上书皇帝,请求立即停止清理,理由有四:

1、让陋规合法化缺乏法理依据。既然是陋规,国家就不能改变否定它的立场。禁不禁是立场问题,能不能禁得住是工作效果问题,无论如何,立场不能动摇。

2、陋规之“陋”,就在于它见不得人。现在要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损害大清朝的政府形象。

3、陋规可能越清理越多。因为地方官借这个机会也会多报一些,百姓的负担不会减轻,反而有加重的可能。

4、清查陋规,难免滋扰百姓安居乐业,致使民间不得安宁。

最后,汤金钊强调,杜绝陋规的办法除了政府严格监督外,主要靠官员们自律。

官员们还能自律?连道光皇帝都不敢相信,但是,这些反对意见却不能完全置之不理,他反复思考,觉得其中有不少道理。于是道光果断地停止清查,但是此时清查令刚刚下发不久,如果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实在有损皇帝的颜面,于是决定牺牲英和,暂时免去了他的职务。改革陋规是道光皇帝上任的三把火之一,这把火没着起来便熄了。

但是,不能因此就说道光皇帝在整顿吏治方面毫无作为,他也做了一些事情。尽管无法改变当时的官僚制度,个性上也不免优柔寡断,但对身边亲贵的劣行、个别官员的腐败,还是敢于下手的。

在道光皇帝刚刚登上宝座之时,就发生了一件气得他七窍生烟的丑闻。豫亲王裕兴垂涎一名叫寅格的使唤丫头已久,这个丫头貌美如花,却守身如玉,对裕兴坚决不从。裕兴在男女之事上从未遇阻,因此寅格越犟,裕兴越急。结果弄得一天到晚神魂颠倒。有人给他出主意,建议他“生米煮熟饭”。裕兴连连摇头,说我那一大家子人,一天到晚人来人往,哪有机会下手。

正在此时,嘉庆皇帝死了,灵柩运回北京,皇族宗室纷纷倾家前往祭奠。心怀鬼胎的豫亲王看大家忙于丧事,心中大喜,悄悄溜回家中,趁无人之时,强奸了寅格,致使其羞愤自缢。宗人府察知此事后,上奏皇帝。

道光皇帝览奏气得浑身发抖,要知道按清朝皇室家法,贵族国丧期间怀孕都要受处罚,何况做出如此卑劣龌龊的事情来,故立即做出决定,以豫亲王在国丧期间,当即赐死(赐死是清朝死刑中最体面的一种死法,由犯人任选上吊或服毒一种死法,是贵族、官员专有的特权)。

豫亲王是清初开国功臣多铎之后,多铎系太祖努尔哈赤之子,因在开国战争中功勋卓越,故其王爵世袭罔替(清朝王爵分“功封”和“恩封”两种,功封者世袭罔替,只要清朝不亡,世世代代都是王爵;恩封的王爵每传一代,降一等,直到降为最低贵族称号时止。

处死一个亲王,终究非同小可,所以宗室纷纷劝阻说情,连太后也前来说情,他人的面子可以置若罔闻,但太后的面子不能不给,道光皇帝最后被迫改变初衷,决定将其革去王爵,交宗人府圈禁三年。这个处分也是很重,您想,在那个朝代,一个有权有势的亲王,逼死个命比纸贱的小丫头,在很多情况下完全可能逃脱恢恢法网。

道光帝为此下诏:“国家法令,王公与庶民所共,已成,致毙人命,犯罪至重。裕兴身系宗室,袭封亲王,乃不自爱惜,恣意妄为,大干法纪,若从末减,则齐民犯此者,又将何以治之?”其中一句“国家法令,王公与庶民所共”,说得确实难得。

一般人或许认为裕兴虽为亲王,但与道光皇帝的血缘关系毕竟已经疏远,不妨公事公办。其实,这是误解,即使是同胞手足,他也能严格要求,绝不姑息养奸。譬如三弟亲王绵恺,与道光皇帝自幼生活、学习在一起,感情很深,但包揽词讼,欺压百姓,甚至与宫中太监发生不正当关系,查实后将其降为郡王并撤消一切职务。绵恺经此打击,半年后就去世了。此外,宗室犯法被处罚的也不少。

既然皇室成员犯法都难逃道光的处分,那么,对官员的犯法就更无所顾惜了。道光七年(公历1827年)夏,通州百姓控告协办大学士英和的家人私加租息。英和是三朝老臣,而且在道光朝初期多有建树,深受倚重,但经查实后,还是受到了严厉的处分。英和被拔去花翎,革去太子太保衔,撤销理藩院尚书职务,下放到承德任都统。晚清时代,所谓“都统”已经是个有职无权的闲差了,联系到被处分的事由,可见处罚是相当重的。

道光特加说明:此事虽然系英和家人所为,但“若非英和平时信任驱使,何至狐假虎威,肆无忌惮”?他以此告诫大臣要谨小慎微,管好自己身边的人,“从前和专擅,其始不过一二无识之徒,趋承依附,渐至自作威福,中外侧目,莫敢上闻,所谓涓涓不塞,遂成江河者,不至于溃败决裂不止”。

同时,道光要求地方官实心奉公,切勿草菅人命。为了转变地方官“当官不为民做主”的陋习,道光四年,他抓住赵二姑一案,处分了一批官员。原来山西榆次县民阎思虎强奸了赵二姑,县官在审理此案时,受阎思虎家族贿赂,将改判为通奸,并将赵二姑屈打成招。

后来赵二姑羞愧难当,自杀而亡,其家属赴京控告。道光皇帝命山西巡抚邱树棠重新审理,邱树棠敷衍应付,委托给属员处理,太原知府官官相护,审理结果仍然维持原判。道光皇帝大怒,命将此案交刑部审理,最终翻案。

道光皇帝认定山西承审官员明显存在受贿、偏袒、刑讯逼供等问题,将榆次知县、太原知府革职发往新疆,太原知县、山西按察使革职,将巡抚降为按察使。道光皇帝以此案件为典型,要求地方官公平执法,伸张正义,互相监督,不许徇私附和。

【堂堂朝廷,卖官市场】

说到吏治,就不能不提清政府的卖官问题。

政府为什么要卖官呢?

国家总不免会遇到一些突发事件,如赈灾、水利工程、军事行动等,这时用钱刻不容缓,而国家经费预算并未列支这笔费用,向老百姓摊派?祖制不许可;向商人摊派?向官员募捐?找到谁,谁都会面有难色,以种种理由推托。只有这个卖官,立竿见影,买者眉飞色舞,喜笑颜开,争先恐后;卖者不费吹灰之力,短时间内就能募集到大量雪花银。所以,历代皇帝即使深知此种做法既不体面,也有损王朝长远利益,但就是下不了决心将其革除。当然了,卖官不叫卖官,叫捐纳或叫开捐。

晚清时代,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某人看到当官比经营工商业更有利可图,也想捐个知县,但苦于没有那么多的现钱(当时知县的职位价格为3700两白银),于是就和几个朋友商量集资,最后三人商定共同出资,买来官缺后一人任县令,其他人分任师爷、家丁等,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各无怨言,得贿后按股分红。后来果然如愿以偿,该团伙大肆贪污,任期届满后因贪污罢职,三人满载而归。

总之,买官者多持一种投资心理,将官场作为市场,造成极大恶果。从眼前来说,国家得到一笔钱,但从长远来看,无疑是饮鸩止渴。

清朝的捐纳制度十分复杂,仅捐纳的名目就有十种之多,而且,一般情况下买官者买到的大多仅是个虚衔,以此来满足成为士大夫的虚荣感。但政府也卖实职,由于编制有限,这些买到实职的人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候补过程,甚至长达十多年之久,此间等待的滋味可想而知。大多是心急如封,一旦得缺,便如饿虎扑羊,无所顾忌,大肆敛财。

清朝自嘉庆起经济困难,不顾乾隆帝永不许开捐的禁令,大肆卖官,卖官收入大体接近国家年收入的十分之一,这是个天文数字。嘉庆皇帝不是不知道捐纳的弊端,但既然已经收了人家的钱,就不能不让人家候补。这样一来,吏治就更不可多问了。

道光皇帝对捐纳制度深恶痛绝。登基之初,道光就下令停止捐纳,后来迫于经费不足而不得不重新开捐,但作出了不少针对捐纳的限制性措施,如加强对捐纳入仕者的考核,补缺时正途科甲出身者优先等。

此外,道光皇帝也提拔重用了陶澍、林则徐等著名人士。这些人起自平民布衣,以才干、学识获得了皇帝信任,他们兴利除弊,利国利民,也获得了很高的政治地位,如果没有道光皇帝的支持,也是难以想象的。当然,限于胆识和魄力,林则徐等人不能尽其才干,一展宏图,也是不争的事实。

可见,道光皇帝一心求治,孜孜不倦,其真诚无可置疑,对其整顿吏治的一些举措应予以充分的肯定。但也应指出,这些举措远不足以扭转大清王朝没落的大趋势。吏治*,不可否认存在制度上的弊端,制度不改,贪官众多,正所谓“好的制度把坏人变成好人,坏的制度把好人变成坏人”。另外,道光皇帝精力所限,难以遍惩,面对前赴后继的贪官污吏,他也是“黔驴技穷”,只能知难而退。

局限所至,道光皇帝不可能站到贪官污吏的对立面上,他还要靠他们抬轿子呢,况且,他把贪官逼急了,贪官也有办法难为他,上次,因紫禁城门禁不严,让上访者溜了进来,嘉庆皇帝处分了相关人员。几个月后宫里发生火灾,宫外部队前来救火,看门的卫士们就不放救火者进宫,为什么?你不是让我严把宫门吗?他说他来救火,谁敢保证他不是来趁火打劫的?气得嘉庆皇帝团团转,还没法发作。

道光皇帝几次仰天长叹之后,也终于像他的父亲嘉庆皇帝一样,走向了懈怠。后来,谈起官员通过陋规搜刮百姓,道光皇帝愤然说:这种情况“相沿已久,名为例禁,其实无人不取,无地不然”。管不了,不管了!唉,真是吏治难清!

面对日渐衰落的大清王朝,道光帝已经看出腐朽的机制决定了他的吏治难有作为,但可以独善其身,于是道光帝又以身作则,开始了绝对非主流的厉行节俭。

请看:抠门皇帝。

(四)抠门皇帝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号称天子,可以享尽世间富贵荣华。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节俭,并且毕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说是首屈一指。道光帝自幼生长在乾隆盛世,作为富有四海的天子,他本可以挥金如土,可他偏偏天生吝啬,把节俭当成癖好,过着清苦的生活。道光也由此成为中国历代帝王中最寒酸的君主。但是,史学家们评论道光帝的节俭时,往往带有一些揶揄的色彩。那么,道光帝的节俭为何没有为他留下美名,却被人取笑为抠门、吝啬?作为一国之君,他究竟节俭到什么程度?)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号称“富有四海”,坐拥世间富贵荣华。可是,以皇帝的身份崇尚节俭,并且毕其生如一日的,道光帝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他不仅把节俭看成是人生的乐趣和目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大臣能力和品德的标准。

但是,史学家们评论道光帝的节俭时,往往带有一些揶揄的色彩。那么,道光帝的节俭为何没有为他留下美名,却被人取笑为抠门、吝啬呢?作为一国之君,他究竟能俭朴到什么程度?道光帝这种过度的节俭,是天性使然还是别有用意呢?

【天子抠门,举世无双】

在中国历史上,天子号称“富有四海”,以天子之尊崇尚节俭,而且毕其生如一日,道光皇帝堪称首屈一指。这位自幼生长于挥金如土的乾隆盛世的君主能做到这样,实在难得。

但是,史学家论起道光皇帝的节俭,往往带有些揶揄的色彩。因为他节俭得过分了——该省的一定要省,不该省的也必须省,这就超出了节俭的范畴,显得吝啬了。所以,说他“抠门儿”好像并不过分。

道光帝的节俭,在他还是皇子的时候就已经表现出来了。那是嘉庆二十三年(公历1818年)的九月,道光随父亲嘉庆皇帝前往盛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祭奠先祖。晚上就住在沈阳故宫里,虽说是宫廷,但实际上相当局促简陋,不要说无法与北京的紫禁城相比,就是山西晋商的王家大院,也不知比沈阳故宫阔气多少倍。

嘉庆皇帝特意把道光领到了清宁宫东暖阁,又叫人从仓库里拿来了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用过的遗物:已经没人会用的糠灯、牛皮制成的蠢笨的乌拉、不施油彩、不加雕琢的拐杖。看着这些简陋的物品,听着父皇的讲解,回想着祖先创业的艰难,立志要节俭律己。

回京后,道光与妻子一说,二人一拍即合,立即找人搬走了房间里除了床铺桌椅以外的家具陈设。此后,每日下午四点前后打发太监出宫买烧饼。来回路远,太监怀里揣着烧饼,一路小跑,烧饼仍不免冰凉坚硬。夫妻二人毫无怨言,沏上一壶热茶,啃完烧饼,立即上床睡觉,这样,连灯都不用点了。

道光皇帝登上皇位之后,迅即倡导节俭之风,并推而广之。道光元年,皇帝发表了一篇节俭的宣言书——《御制声色货利谕》,表达了节俭的理想:

第一,重义轻利,不蓄私财。要为国家省,为天下省,为百姓省。他引用古人的话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就是说,百姓不穷,我这个皇帝能穷吗?百姓不富,我这个皇帝能富吗?但是,怎样才能使百姓富起来呢?他说,我给你们省。

第二,停止各省进贡。道光认为各省进贡的多是些土特产,比如水果、蔬菜、茶叶、药材等,地方官每每谄媚地说非珠玉可比,原不值多少钱。但一点一滴,都是民脂民膏,省一点儿,百姓就少一点儿负担。而且,不远千里,送到北京,运费太贵,浪费更大。

譬如盛京,每年进贡辽阳产的香水梨,梨本身不值多少钱,但要雇50个壮劳力挑到北京,一来一往一个月,挑到北京烂掉一半,浪费之大,可想而知。

第三,不再增建宫殿楼阁。经过康雍乾几代经营,皇室居所已经尽善尽美,除了日常维护外,不必再修。今后那些想拿工程回扣,想讨好皇帝的人再打增建这个主意,花言巧语,蛊惑圣听,就是大清万世的罪人,将立即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御制声色货利谕》颁发全国,各级官员认真学习,热烈讨论,深入领会,一片颂扬之声。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很难了。

这不,眼前就有一个难题,道光帝说停止进贡,但各省官员谁也拿不准能不能当真,何况进贡本身对地方官来说也是有利可图。于是,心照不宣,宁左勿右,照常进贡。当然,进贡不叫进贡,叫孝敬,在皇上面前言辞再恳切些,不怕他不收。

于是,福建的荔枝、江西的春笋、云南的药材、浙江的茶叶、扬州的玉器、景德镇的瓷器等仍源源不断地送往北京。道光皇帝为难了,处分送孝敬品的各省官员?古语说得好,伸手不打送礼的,而且法不责众;如果将这些孝敬退回各省,运费就会翻番,想想都心疼;但如果接受了孝敬,岂不是出尔反尔。

送孝敬品的官员不厌其烦地劝说皇上,这些东西本是生活必需品,您不收,内务府也得到市场上去买。不成想,一提内务府,却立竿见影,道光帝马上下令“赏收”(皇帝给别人东西就赏赐,收别人的东西叫赏收)。各省的差官欢天喜地,忙不迭地叩头谢恩。

为什么一提内务府就立竿见影呢?

内务府是一个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内务府大臣就是皇帝的大管家。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当时官员盘剥百姓,上级官员盘剥下级官员,内务府官员盘剥的对象就是皇上。大家肯定会感到奇怪,内务府连皇上也敢克扣、盘剥?当然敢克扣,内务府主持皇室家务,事涉宫闱,国家监察体制对其不予监管,由皇帝直接监管内务府。

但是,皇帝根本管不了内务府,原因有三:

一、离开了内务府,庞大的皇室就玩不转了。所以,皇帝也不得不迁就些;

二、以主子之尊,与奴才们斤斤计较,开不了口。因为这种举动有份,而且这种社会经验很不足的皇上也算计不过内务府;

三、内务府大臣都是皇帝较为亲近贴心的人。皇帝因此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真应了那句话:越是危险的地方就越安全,内务府就是个“灯下黑”的地方。

内务府官员克扣、盘剥皇帝的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工程回扣,二是为皇家购物时报花费,无论买什么东西,一经内务府的手,顿时价码倍增。

道光皇帝厉行节俭,内务府阳奉阴违,所以,一提起内务府就头疼。收下了各省送来的“孝敬”,道光帝感觉这终究不是个办法,于是,折中办理,删改则例,减少贡品数量、种类,如属于奢侈性享受的贡品就彻底禁止孝敬,其他贡献的品种和数量也有所减少,并强调按此落实,各省不得自行其是,擅自增减。比如,规定辽阳的香水梨以后每年进二百个。盛京官员跟皇上说:皇家那么多人口,这二百个梨哪里够吃?道光帝说:不吃,留着上供用,二百个足够了!

因为削减了贡品,而道光帝又将宫廷每年经费降到二十万两。事实上,偌大一个宫廷每年最少需要四十万两才能支应得开,于是宫廷生活艰难起来。

道光皇帝带头过紧日子,他使用的只是普通的毛笔、砚台,每餐不过四样菜肴,除了龙袍外,衣服穿破了就打上补丁再穿。《满清外史》记载:道光帝“衣非三浣不易”,什么叫“三浣”?每月的上旬、中旬、下旬分别也叫上浣、中浣、下浣,三浣就是一个月,可见,他一个月才换一套衣服,说明衣服不多。又规定除了太后、皇帝、皇后以外,非节庆不得食肉,嫔妃平时不得使用化妆品,不得穿锦绣的衣服。多亏皇后是个贤内助,苦苦支应,仍感入不敷出,想了很多办法,平衡多方利益,协调各面关系,才把皇家的日子对付着过下去。

道光帝对皇后的贤惠十分满意,逢皇后生日,决定为皇后祝寿。满朝亲贵重臣献上寿礼,拜完寿,自然留下赴宴。众多文武百官心想皇家御宴将是何等排场,不料开宴才见一人一碗打卤面,后来听说,为此次寿筵,道光帝特批御膳房宰了两头猪。而皇后更是高兴,因为道光帝曾明确规定:万寿节(皇帝生日)、皇后千秋节(皇后生日)及除夕、元旦、上元(元宵节)、冬至的庆贺礼仪筵宴停止举行,这回算是破了例了。

【生活节俭,治国吝啬】

道光的节俭也体现在对子女的教育方面。

道光十一年(公历1831年)夏,道光帝曾经作《御制慎德堂记》,他告诫皇子皇孙祖宗创业不易,切勿“视富贵为己所应有”,应该做到“饮食勿尚珍异,冠裳勿求华美,耳目勿为物欲所诱,居处勿为淫巧所惑……不作无益害有益,不贵异物贱用物,一丝一粟,皆出于民脂民膏,思及此,又岂容逞欲妄为哉”。

道光之意是:不要把富贵看成是受之无愧的,吃饭不要追求山珍海味,穿衣戴帽不要追求华美时髦,耳目不要被视听享乐所引诱,居住不要被豪华气派所迷惑。不要做那些无益的事情,不要把那些罕见的东西看得很珍贵,一丝一粟,都是百姓的血汗,想到这一点,怎么能任意挥霍呢?一个万乘之尊的封建帝王能认识到这点实属不易。

皇室婚嫁是一件劳民伤财的大事。道光帝有九个儿子、十个闺女。儿子中,长大成人的有六位;闺女中,长大成人的有五位。道光帝得子较晚,在他逝世的时候儿子大多未到议婚的年纪,但他指示将来婚礼一律从简,而且,要求女方家置备装奁也不得奢华,否则,不仅将奢靡之物掷还,还要接受处分,儿媳妇给公婆的各种礼物一概豁免。

至于公主出嫁,费用不得超过二千两白银。额驸(驸马)家对皇家的聘礼也须相应减少,如在公主下嫁前额驸家应进的“九九礼”则干脆免掉,这样反倒使皇家省去了一顿招待额驸的筵席开支。后来,道光心疼自己养大的闺女白送了人,又恢复了“九九礼”,但改为象征性的“羊九只”,依然不设宴,把羊收下后赶到御膳房,与客人寒暄几句就端茶送客了。

道光皇帝以身作则,以此转变官场奢侈腐化的风气。他一看到官员衣服光鲜,就露不悦之情,甚至规定旗员六品以下,不得衣着绸缎,一律布衣布靴。对于不能节俭的官员,他能加以处分。道光十年(公历1830年),有人举报盛京将军经常在家里演戏宴乐,道光帝立即革了他的职务。

《清宣宗实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道光十四年(公历1834年)冬天,道光检阅京城的禁卫军,看到官兵都穿着朴素的衣服,高兴地说:“一洗过去的恶习,崇实务本,不失满洲旧风,将几位主管官员各提升一级”。

在道光帝的影响下,官场风气有所转变,至少北京如此。几天过后,官员们上朝都穿上打补丁的衣服。议事结束,红日东升,乾清门内外光明一片,只见满朝文武个个灰头土脸,虽不至于衣衫褴褛,但当时的一般中产阶层也不致于这副打扮。临散朝,彼此之间免不了拉拉家常,或者互相哭穷,或者交流节俭经验,比如哪儿可以买到便宜蔬菜,如何将一斤米煮出五斤饭,等等。

道光皇帝哪里知道,此时北京城里的旧货铺子把库存的破衣烂衫都卖了个好价钱,品相稍好的旧衣服比新的还贵呢。有些穷京官儿买不起,就只好自己做旧,把新袍子弄脏弄破加上补丁。道光帝眼见满朝文武都穿旧衣破袍,认为自己勤俭节约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于是节俭得更加起劲。

身居宫禁,不了解民间物价,道光经常向大臣打听宫外的物价情况,如一斤肉要多少钱,一斤菜要多少钱,等等。无奈众臣也不知其详,本想缄口不言,无奈皇帝一再追问,逼急了就信口胡诌。

道光皇帝厉行节俭,成天与内务府斗智斗勇。有这样一件事儿,道光帝就没让内务府得逞。

根据《春冰室野乘》这部书记载:有一天,道光突然想吃“片儿汤”,这是民间一种最普通的面食,派太监跑去跟御膳房一说,不料厨师一口回绝,不会做。

御膳房的厨师怎么这么大的谱儿?原来,皇帝谁都敢处罚,唯独对厨师客气一些。为什么?怕厨师挨完处罚以后记仇,报复皇帝——下毒。因此,皇帝的厨师很少挨罚,而且都是终身制加世袭罔替,没办法,这是皇家传统。

道光没吃上片儿汤,也没当回事儿。不料第二天早上,内务府大臣请见皇帝,说有重要事情请示,道光帝赶紧召见,一问,原来是内务府奏请增设“片儿汤膳房”一所,提出了近万两白银的开办费。

道光帝说前门外饭馆一碗片儿汤不过四十文制钱,让太监去买就是了,何必增设专门的膳房。那就让太监去买吧!碰了一鼻子灰的内务府大臣扔下一句不阴不阳的话,灰溜溜地走了。下午,去买片儿汤的太监拎着空食盒回来了,报告皇帝前门外饭馆倒闭的倒闭,没倒闭的也不卖片儿汤了。不知这话是真是假,但高价“片儿汤膳房”最终没开成。

《春明梦录》里还记载,一次曹振镛跪奏军国大事,道光帝一眼就瞥见了他膝盖上打了补丁(军机大臣每日下跪几十次,膝盖处最易磨损),忙问补这个补丁花了多少银子。曹振镛考虑到内务府会报花账,三思之后,顺嘴说了句三两。

实际上,当时三两银子能做好几条裤子了。不料,道光皇帝听后龙颜大怒,研究军国大事的心情一丝一毫都没有了,立即召来内务府大臣,痛骂一顿,指责其补一块补丁报销了上千两银子,简直丧尽天良,欺人太甚。

没想到内务府大臣理直气壮——皇上裤子上的补丁是在苏州打的,手艺好,工费高自然。而且,您的裤子是湖绉——浙江湖州产的一种丝织品,剪了几百匹湖绉,才对上花纹儿,所以,您看最后补得天衣无缝。此外,还有保镖押运的费用也不低……

什么?还带了保镖!道光帝急了。

那是自然,万一裤子丢了,皇上怪罪下来,我们的小命儿不得玩儿完吗?大运河鲁西南段儿治安不好,不得不防。内务府大臣从容应答,而且越说越有理,一幅言之凿凿的样子。道光皇帝不明白其中的是非曲直,竟也无言以对。

内务府大臣接着说:“所以,一千多两银子根本不贵。皇上要是嫌贵,以后咱就在北京补,不去苏州,按说内务府的织造处也能补,不过最近内务府快成清水衙门了,织造处的好工匠也走得差不多了,手艺高低您老可得迁就些。

道光皇帝一听,连忙摆手,心里说以后俺再也不敢麻烦你们了。斥退内务府大臣。以后道光再有缝缝补补的活儿,就找后宫的嫔妃干,反正她们闲着也是闲着,尽管手艺差点儿,但不用花费啊,而且,龙袍一穿,里面的裤子也看不出有没有打补丁。

事后,谨小慎微的曹振镛后悔不迭,几次想到内务府去解释一番,又无法张嘴,所以,当道光皇帝向他咨询鸡蛋多少钱一个时,这位曹大人死活不说,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既怕说出后得罪内务府,又怕道光帝发誓再也不吃鸡蛋,甚至鸡都让后宫去养。

当时,大臣来京觐见述职,如果皇帝高兴,会留下吃饭,名为赐宴。但说归说,你可别当真。道光说完赐宴,大臣们心神领会,立即出宫,随便找个地吃饭去,他们内心里十分明白:皇帝是不会真的请吃饭的。上谕一发,天下皆知,被赐宴者面子就有了,你还当真想吃这顿饭?现在已不仅仅是节俭,就是抠门!道光皇帝抠门儿就抠门到这种程度。

道光不仅在生活细节上吝啬、抠门,在为政治国方面也是如此。

道光初年,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数万清军万里远行,征战数年,终于平定了叛乱。

道光八年(公历1828年)夏,清政府在午门举行献俘礼,现场山呼海啸般的“万岁”声令道光帝心潮澎湃、陶醉不已,他立即做出一件“壮举”——宴请平叛有功的将士。几天之后,宴会在清漪园(光绪年间改名颐和园)万寿山下的玉澜堂举行。将军们筷子一挥,几碟小菜立即见底,吃又没得吃,退席又不敢,只好面面相觑,呆若木鸡。

后来,在探讨新疆设防方案时,将军们提出的布防方案就是通不过。本来,将军们已经考虑到了道光帝的吝啬,准备上奏仅要一万八千名士兵镇守新疆,但道光帝一下子就给砍去了三分之二,只批准清军留守六千人。将军们愤然回击,提出专守新疆东部,西部自治,不予设防的方案。道光帝又大骂他们放弃新疆防守,指责其居心叵测。

经过几年的争执,根据《清史稿》记载,最后决定于“各省绿营兵额内裁百分之二,岁省三十余万,以为回疆(本名西域,又名新疆)兵饷”,方案才得以通过。此后,在鸦片战争中,道光帝急于妥协,也不能不说与吝啬的个性有关。总之,在讨论诸如海防、边务、黄河治理等问题时,大臣一提到拨款,道光皇帝立即面露不悦之色。

道光皇帝崇尚节俭,一则是生性吝啬,视节俭为理想、乐趣;再则,是以此作为挽救财政危机的一种对策。

道光初年,清朝政府面临财政危机。

清政府国库年收入从乾隆中期起就达四千余万两白银,至嘉道年间,总收入虽未比乾隆朝减少,但日子却越过越紧。显然,这是因为支出的增加而造成的。

此时,国家财政上的黑洞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第一个黑洞是皇族人口日益增多。顺治初年,皇族不过两千余人,到道光时期已达三万余人。这个庞大的贵族群体不劳而获,全靠国家养活,并且需要提供优厚的待遇,每年耗资数百万两,日渐成为沉重负担。

第二个黑洞是因物价上涨造成。道光初年的物价,已经是康熙年间的五倍,物价上涨的原因是人多地少、粮食不足、粮价上涨。这样一来,国家机器运转的行政成本大大提高,而清政府的赋税标准却定于康熙年间,不能调整,为什么?祖制不许可,康熙帝不是说过“永不加赋”吗?

而且,从嘉庆朝开始,每年按照祖制征收的赋税也不能保证足额上缴国库,各省都有亏欠,每年全国亏欠数百万两,这部分钱大多挪作地方开支,一部分入了官员腰包。

第三个黑洞是从乾隆晚期开始,社会矛盾加剧。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用于的军费开支大增。从乾隆末至嘉庆初年,清政府为白莲教大起义,花费军费2亿两白银,这是有清一代“成本”最高的一场大征伐,几乎耗尽了康乾盛世所积攒的家底,国家财政从此一蹶不振。而边疆、内地的、起义还时有发生,围剿的军事行动成了财政上的一大黑洞。

第四个黑洞是生态环境恶化导致灾害频发,救灾支出大增。譬如,黄河年年泛滥,治理办法就是一个——堵住决口,结果生生将黄河堵出了个“地上河”,从此,黄河更加容易泛滥,形成了恶性循环。此外,淮河、运河也是百弊丛生。乾隆年间,每年花在治河上的钱不到一百万,而从嘉庆年间起每年动辄上千万。嘉庆二十五年(公历1820年),嘉庆帝猝死前夕,国家花了一千万两白银才堵上河南马家营决口,没来得及松一口气,轰隆一声巨响,下游仪封三堡大堤又决口三十余丈。嘉庆帝闻讯欲哭无泪,不堵了?千里泽国,哀鸿遍野;堵?要拿国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往黄河里扔!

第五个黑洞是吏治,这增加了行政成本。比如,治河费用如此高昂,天知道有多少钱真正用到了治河上。反正连工带料都扔到了黄河里,你查都没处查。

道光帝即位之初,财政上出现了平定三藩以来百年未见的窘境,国库储备仅剩下二千万两。在乾隆时期,国库白银储备最高达八千余万两。考虑到治理黄河堵一个决口就要上千万两,就可知国库储备的确太少了。而且,不知道道光皇帝意识到没有,这个国库储备余额还仅是账面上的数字,实际到底有多少,他恐怕连核查的勇气都没有。

怎么办?

当时中国是农业社会,财源有限,既然生财无道,便只有在节俭上下工夫了。

但是,绝不能高估这种近乎吝啬的“节俭”的意义,道光皇帝的节俭主要是省自己,其影响的范围更是有限,离开了北京,官场生活依然故我,梨园声色,饮食精靡,变本加厉,官员、盐商生活豪奢,是道光想都想不到的。

根据道光年间在西北任职的张集馨回忆:来往于西藏、新疆以及甘肃、四川的官员皆经过西安,西安地方官均竭力招待。“每次皆戏两班,上席五桌,中席十四桌。上席必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西安活鱼难得,每大鱼一尾,值制钱四五千文,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皆贵重难得之物,亦必设法购求……大宴会则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这就是道光帝节俭主义之下、官场的真实写照。

光绪年间,做过中国驻英法等国外交官的薛福成在《庸庵笔记》中转叙了道光年间一位治河官员的回忆:当时,南河总督(那时黄河从江苏省入海,负责治理江苏境内黄河的官员叫南河总督)设在清江浦(今淮安市),每年耗费治河经费数百万两,但实际上用在治河上资金的不到十分之一,其余都被他们贪污或挥霍了。

贪官们的饮食、衣服、车马之类,争奇竞巧,极端奢侈。就拿宴席来说,一种豆腐就有二十余种做法;一种猪肉也能做出五十余种花样。豆腐需在数月前购集物料,挑选工人,细心制作。客人尝了他们宴席上的猪肉脯,赞叹不已。

一个客人起身上厕所,见几十头死猪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追问这是何故?原来刚才所吃的一盘猪脯,就是这几十头猪的脊背上的肉。这种猪脯的制作方法更是闻所未闻:将这几十头猪关闭于室内,拿竹竿打,猪奔跑嚎叫,猝然死去,赶紧割取猪背上的里脊肉一片,荟集几十只猪,才能供一盘猪脯。据说这样打死的猪,其精华集中于脊背,割而烹之,甘脆无比,其余的肉都腥恶失味,不能再食。

鹅掌这道菜的做法更是出奇。将鹅圈在铁笼里,笼下点着炭火,鹅环奔数周而死,其精华集中于两掌,每一席所需几十只乃至上百只鹅,而割去鹅掌后,全鹅弃之无用。还有一道菜叫鱼羹,取鲜活的大鲤鱼几十尾,倒悬于梁上,下承烧得沸腾的水锅,敲碎鱼头,鱼血滴入锅中,鱼尚未死,为蒸汽所逼,摇头摆尾,一刻不停,鱼血直到滴尽为止,锅中红丝一缕一缕连绵不绝,厨师撩血调羹,而全鱼就无用了……

据说,这种宴会食物种类繁多,一场宴席历时三昼三夜,其间名菜佳肴连续不断。伴随宴席,声色犬马,歌舞升平,奢华之极。

可见,道光皇帝的“节俭”对官场奢靡的风气没有多大影响,那么,其“节俭”影响了他的儿孙吗?试看咸丰纵情于声色,儿媳慈禧大兴土木的生活就可知,其影响力是多么不值一提。这对道光帝的节俭形成了相当辛辣的讽刺!

那么,道光帝的“节俭”有助于解决国家的经济危机吗?尽管道光皇帝为国家节省了一些经费,却无助于经济危机的解决,财政状况也未见彻底好转,反而每况愈下。以至有的大臣发出了这样的质问:为什么乾隆朝挥金如土而国库充盈,如今日日节俭却民生罕裕,“岂愈奢则愈丰,愈俭则愈吝耶”?这个疑问何尝不同样困扰着道光帝呢。总之,作为一国之君,不去大刀阔斧地开源兴利,而在一饭一衣上锱铢必较,这就不是节俭,而是舍本逐末的抠门儿、吝啬了。

不过,道光皇帝为政初期也不能说一无作为。道光初年,新疆爆发张格尔叛乱,道光帝指挥数万大军,平定叛乱,在维护中国统一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怎么回事?

请看:天山报捷。

(五)天山报捷

(道光初年,新疆爆发张格尔叛乱,道光帝指挥数万大军,平定叛乱,在维护中国统一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是怎么回事?)

王朝衰败,边疆多事。道光初年,新疆发生张格尔叛乱,一时狼烟四起,形势险恶。道光帝果断出击,数万清军横越千里戈壁,奔赴前线,穿插阻隔,围歼叛军,红旗报捷,午门献俘,在维护中国统一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为什么一个节俭到吝啬程度的抠门皇帝会不惜一切代价组织了一场万里远征呢?清军为什么会焕发出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呢?

【西北边陲,狼烟滚滚】

在道光帝举行完登基大典的第三天凌晨,沉浸在睡梦中的道光,被太监叫醒。那一天——嘉庆二十五年八月三十(公历1820106日)对道光来说是刻骨铭心。

太监说,是新疆来了“八百里加紧”的奏折。道光帝意识到肯定是出大事了,顿时睡意全消,一边穿衣起床,一边命令太监拆开奏折,然后接过太监递上的奏折一看,深吸一口凉气。原来,乌什办事大臣巴哈布向道光帝报告,八月十一,张格尔叛军入侵新疆。

道光帝紧急召见值夜班的军机大臣,摊开地图,研究形势。随即,其他军机大臣接到通知,陆续进宫。大家表示,奏折太简略,语焉不详,新疆方面肯定还会有奏折陆续递到,待综合各种情报,再作打算;而且,估计问题不大,请皇上不必过虑。其实,王朝到了衰落期,各地层出不穷,新疆官员还是诚实的,他要是不告诉你,你哪里知道新疆出了乱子。

此时的道光帝刚刚登上皇帝宝座,父皇嘉庆帝的丧事还没有办完,改组政府的计划正在酝酿中,颇有一种焦头烂额的感觉,所以,他同意暂时搁置新疆问题,等待各方面情报的汇集,然后再作定夺。

果然,九月初七,道光帝又接到了喀什噶尔参赞大臣斌静和伊犁将军庆祥的紧急奏报:策动叛乱的首恶张格尔是乾隆时期被的叛乱分子大和卓木波罗尼都(又称布拉尼敦)的孙子,长期居于中亚地区,此次张格尔率几百人寇边,烧毁清军哨所,杀死清军十余名。

至此,道光帝松了一口气,原来是“滋事”,前几天真是过虑了,不过他还是命令新疆清军擒捕叛军,拿获匪首。新疆清军也很争气,打得叛军一路溃败,要不是清军急于撤军回营过中秋节,张格尔恐怕很难率几十名亲信逃过清军的追击。

张格尔初次寇边以大败告终,在道光帝看来是一件事情的结束,他想息事宁人,所以,不愿对流亡的张格尔一追到底,命令清军不得“违例出卡”,可谁知这埋下了后来大败的祸根。从道光四年起,张格尔不断寇边,虽均被击溃,但形势对清政府来说越来越不利,而道光一朝的君臣则被蒙在鼓里。

怎样理解新疆形势的不利呢?

首先,清朝此时财政拮据,内忧不少,所以,对边疆、多采取消极、保守的政策,舍不得在开发、保卫新疆方面投入财力兵力,致使边疆防守空虚。伊犁沿边数千里地仅设卡伦(卡伦是满语的音译,意为更番守望之所,也就是军事哨所)七十余座,每卡伦驻兵十余人至三十余人不等,各卡伦相距百余里,每月周巡一次。并且,军队还要自己养活自己——屯田,真正能够投入战备的力量还要再打一个折扣。我们说那时新疆的防卫形同虚设并不过分。

其次,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复杂,又处于中国的边疆地区,所以,需要派驻年轻有为、正直干练、廉洁守法的官员,而事实却恰恰相反,由于清政府官员往往畏惧新疆荒凉、寒苦的生活,一般不愿意到新疆任职,所以最终前来任职的官员素质都很差,或操守不佳,或能力不足,或年老昏聩,这样的官员一旦到了天高皇帝远的西北边陲,可以想见他们会无法无天到什么程度。

最后清政府派驻新疆的官员横征暴敛,作威作福,引发当地百姓的仇恨。连道光帝也承认:“近十余年来,历任参赞、办事大臣等贪淫暴虐,回子等忿恨忍受”。

从道光五年起,新疆的形势越来越紧张,新疆的官员、将领一筹莫展,被张格尔牵着鼻子走,疲于奔命,被动地坐视局面的恶化。

道光六年六月,张格尔率众五百,突袭回城,祭奠祖先和卓木之墓,煽动叛乱,一举击败前来围剿的清军,顿时震动了新疆。根据《圣武记》记载,“各回响应,旬日万计”。张格尔组织起了一支势力达数万人的叛乱军队,进逼喀什噶尔,清军坚守七十余天后,喀城陷落,叛军对被俘清军进行了残酷的民族报复和人格侮辱,并将城内官署拆毁。城陷之前,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绝望自杀。不久,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也相继陷落。

得意忘形的张格尔称王建国,西北边陲顿时狼烟滚滚。

入夜,养心殿灯火通明,道光帝召集军机大臣、兵部、户部尚书紧急研究新疆军情,商讨围剿叛军军事行动的对策。对张格尔叛乱近六年的清军的失策进行检讨,鉴于以往的轻敌,君臣之间达成一致——这是一场大战,而且,仅靠新疆本地的军政力量已经不足以解决张格尔问题。

道光帝在全国范围内调兵遣将。

任命陕甘总督杨遇春为钦差大臣,率陕甘两省精锐部队就近驰往新疆。

命熟悉新疆形势的山东巡抚武隆阿驰驿来京。

授大学士、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

任命杨遇春、武隆阿为参赞,帮办军务。

从四川、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调集大兵发往新疆。

兵部尚书提出,在新疆作战,与内地不同,幅员广袤,各城镇之间相隔数百里,人烟稀少,部队补给不能在当地进行,只有依托陕西、甘肃支援,长途运输,成本很高,运输工具也很头疼。

道光帝立即调整陕甘两省领导班子,调派熟悉情况,明达干练的官员任职,在哈密、吐鲁番、库车等处设立粮台,分驻大员,并于中途多设腰站,以“催前提后,递相接运”。至于运输工具,道光帝表示可以直接请蒙古王公帮忙,他们应该能提供不少骆驼。

至于经费预算,户部尚书估计一年军费应该不少于一千万两白银,这占全国财政年收入的四分之一,以国库目前的支付能力,四百万两应没问题。此外,再从各省腾挪一下,估计能挖掘出二三百万两,距离一千万两仍有缺口。道光帝唤来内务府大臣,命令从内府提银二百万两。

所谓“内府”,就是皇帝家里;内府经费就是皇帝的“私房钱”。当时皇室经费分两部分:国家财政每年的固定拨款;此外,关内关外还有大片的皇庄,当年跑马占地圈起了广袤的土地,每年收地租也能获得大笔收入。

另外,康乾盛世内府每年多少都有些结余,积少成多,所以,道光帝手里还有一笔“私房钱”,数目不小。不过皇家开支也很大,紫禁城里不算皇家的几十口人,包括太监、宫女、侍卫、官员,将近两千人,仅吃饭穿衣、俸禄月例就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而且工程营建、室内装修一年到头不停,开支巨大。所以,内务府大臣闻之,面露难色,表示如果从内府捐出二百万两以后,内府基本上就得喝西北风。

道光帝咬咬牙,命令内务府大臣将二百万两白银划拨户部,皇家的日子怎么过,再做打算,总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一切以国家利益为重。大家知道,道光帝是个节俭到抠门、吝啬程度的皇帝,为何突然如此“大手笔”?

在中国历史上,开疆拓土的君主名垂青史,即使不能开疆拓土,最起码也要守住祖宗留下来的疆土,否则,就将成为祖宗的不肖子孙,生前愧对臣民,死后无颜列祖。自大清开国以来,还没有哪任君主丧师失地,道光帝自然不愿意沦为千古罪人,所以,此时的道光帝多少有些豁出去的劲头,慷慨出手,不吝其财。

当时,虽然没人公开质问,但统治集团中不乏这样的困惑——为了保卫那片荒凉遥远的土地,值得如此大笔投入吗?对于这个问题,道光帝连想也没想过,他虽然不知道那片遥远、美丽的土地下面有石油、丰富的矿藏,但他知道,新疆的存亡不仅事关自己的脸面,而且,在战略上新疆是内地的屏障,新疆失守,陕甘就成了前沿,一味退缩,哪一天是个头?所以,绝对不能让步,他下定决心,大兵征伐,务必全胜而归。

为了保证战则必胜,道光和文武百官一起做了充分的研究。此次作战是多民族军队联合协同的军事行动,调派的部队主要由满族、汉族、蒙古族军人组成,本来互不统属,为了能协调一致,不发生内耗,道光帝告诫领兵主帅必须赏罚公正,“无论满汉官兵,总当视为一体,秉公持正,微功不掩,小过亦惩”。

另外,军事行动在民族地区展开,军队尤其要严格约束,尽量少惊扰当地百姓。为此指示“各宜凛遵纪律,安静遄行,现值大兵络绎出关,经历军台回部地方,尤当严明约束,除照例供顿外,不得丝毫扰累”。

 前面说过此次军事行动的后勤保障尤其重要,军队自然要尽可能在当地采买粮食,根据《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记载,道光帝未雨绸缪,预先告诫各路将领“随时体察情形,可买则买,应少买则少买,傥不应该买则竟不必买,总须按照时价公平采买,断不可苛派扰累回户,别滋事端”。总之,严令军队务必吸取以前教训,沿途搞好军民关系。

道光君臣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回避不了的困惑——新疆当地民族对张格尔叛乱持什么态度?确实,新疆的民心向背也关系着这次军事行动的成败。经过分析,君臣认定加入叛乱者“自系逆裔张格尔煽惑所致,其中甘心助逆者,谅必无多”。

大家一致认为,清政府新疆当局的贪官污吏必须严惩,从而给新疆百姓一个交代;今后的统治政策也要作适当地调整,当然,调整统治政策这个问题一时难以谋划,但大方向可以确定,个别实在说不过去的科派、陋规现在就可以下令革除。

道光帝指示大臣立即将这些决定刻在石碑上,以示朝廷的决心。凡是被裹胁参加叛乱的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只要解甲迎降,均可放宽处理,令其各安旧业。在这些举措之后,道光君臣相信新疆百姓会全力支持这次即将到来的重大军事行动。

【万里远征,天助清军】

一个已经步入衰朽状态的王朝组织了一场万里远征。

道光六年冬,几万清军将士从各地出发,冒着严寒,向中国的西北边陲集结。尤其是吉林、黑龙江的清军,横越了整个北部边疆。您能想到此次远征的艰难吗?穿越千里荒无人烟的戈壁原野费时一个月,沿途不见生机,士兵拿着手中的武器,背着沉重的口粮——仅仅是一大袋红薯。渴了,咬一口生红薯;饿了,依然是吞几块生红薯。当他们抵达新疆的时候,许多人都患上了胃病,已经到了看见红薯就有生理反应的地步。

道光七年春,清军集结完毕,一场惩罚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之战即将打响。

道光帝给前线将领的指示是缓进速决,集中优势兵力,一鼓作气,歼除叛匪。

道光七年二月二十二,第一场大战爆发,清军断水缺粮,务求一胜。次日,双方战至洋阿尔巴特,长龄指挥大军分路仰攻固守在高岗之上的叛军,以猛烈的炮火做掩护,突破了叛军的阻击,清军乘胜追杀三十余里,据报共杀敌一万余名,擒敌三千二百余人,其中包括五名叛军头目,取得了洋阿尔巴特大捷,一时震动了新疆。道光帝接到奏报十分高兴,晋升长龄为太子太保。

二月二十五,清军于沙都布尔再次展开*叛乱的军事行动。此地水网密布,叛军临水列阵,以骑兵发起冲击,清军开炮击退敌人骑兵,组织反击。清军步兵不畏早春水寒刺骨,纷纷涉水冲锋,与叛军短兵相接;清军骑兵迂回包抄,断其后路,叛军大败而逃,清军追击三十余里。此战据报歼灭叛军四五万人,取得了沙都布尔大捷。

二月二十八清晨,在阿瓦巴特,清军与叛军再度交锋。此次张格尔叛军以骑兵发起冲锋,清军以火炮轰击,见效果不明显,立即启用新战法,步兵纷纷换上“虎衣”,戴上“虎帽”,然后呐喊着冲向敌人的骑兵。敌人的军马看到来了无数只“老虎”,立刻受惊四散,清军骑兵乘机反攻,一路追杀,歼敌二万余人,还杀死了一些叛军头目。

至此,清军扫除了通往喀什噶尔的道路,胜券在握。道光帝闻讯分别对长龄、杨遇春、武隆阿等奋战在前线的诸多将领进行嘉奖。

二月二十九,清军追至浑河北岸与叛军遭遇。此时,张格尔尚有十万军力,而清军不过两万多人。清军将领深知,如果这一仗打好了,新疆平叛就大功告成;张格尔也知道此战生死攸关,所以,依河扎营,据营固守。双方用火炮对射,并以小股兵力骚扰,互相试探。长龄隔河遥望,只见对岸营垒相连,横亘二十余里,又闻鼓角声声,心中不免胆怯。急招将领,会商破敌之计,将领分析敌情,推敲各种方案,会议十分热烈。会议进行一半儿的时候,突然之间,爆发大规模沙尘暴,一时撼木扬沙,山呼海啸,能见度几乎为零,原来的设想立即全无用武之地。长龄心急如焚,怎么办?

在此关头,钦差大臣陕甘总督杨遇春拍案而起,建议立即发起冲锋,人自为战,一决雌雄。

这是一着险棋,在没做任何动员和准备的情况下就让士兵冲上战场,一旦挫败,将前功尽弃,长龄对于此计是犹豫不决。

杨遇春急切地说,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谁先发起攻击谁就占了先机,大人如果不敢进兵,请立即引兵后退,与敌拉开距离,避免近距离接触,以免敌人来袭。

长龄听到这里,豁然开朗,立即拍板决策,传令进兵。

顿时,炮声隆隆,杀声阵阵,人喊马嘶,伴随着肆无忌惮的沙尘暴,百万清军宛如从天而降。清军渡河而过,奋勇冲杀,叛军措手不及,立即乱了阵脚。当红日初升的时候,叛军已经被击溃,正四散逃命。清军乘胜进兵,三月初一午后,收复被叛军盘踞达半年之久的喀什噶尔城,歼敌六万余人,张格尔的妻子、侄子、外甥或被击毙,或被活捉。

【君臣一心,其利断金】

清军于三月五日收复了英吉沙尔,继而收复了叶尔羌、和阗。至此,张格尔叛乱基本上被平定,但遗憾的是张格尔又逃脱了,这让前线将领深感沮丧。

在新疆战场,清军表现出了前所未有、惊人的战斗力,这是为什么呢?

清军投入新疆战场的兵力总计不到四万人,且面临着缺粮、缺水、道路不熟、补给困难等诸多难题。诸多难题非但没有难倒将帅以及士兵,这一险恶的客观环境更是激发了清军豪气万丈的斗志,全军上下都清楚,只有拼死一搏,方可死里求生。

古语:置之死地而后生,就是这个道理。而张格尔叛军人数虽众,但基本上是乌合之众,大多由不明真相的回众组成,没有为张格尔卖命的勇气。同时,以张格尔为首的民族败类背叛清朝政府,也给回众带来了巨大灾难,所以,很多回众拒绝与其同流合污,反而为清军指路,提供情报,供应粮食。

而清政府此时立场坚定,不获全胜,绝不收兵,在气势上绝对性地压倒了对手。清军士兵奋不顾身,一鼓作气,十余日中将士征衣不解,日夜力战,歼敌十余万,所向披靡,写下了中国战史上的光彩一页。为此,很多士兵血洒天山,这也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应该铭记的。

虽然这场叛乱已经基本平定,但此时的道光帝十分恼火,因为叛首张格尔在逃,始终未被擒获,这就未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定因素。此次征战,国家耗资巨大,战事至此,他感觉自己无法向天下交代。他唤过军机大臣,下发谕旨,痛责长龄:“若此番兴师致讨,仅擒一二逆裔家属,即可塞责,岂非徒劳师旅,虚糜帑项,该将军等屡承谆谕,将来何颜见朕”!

其实,不用道光帝责备,长龄也深知利害。早在攻克喀什噶尔城后,他就责令将士们按户搜查,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杳无音讯;又严审俘虏,四处打探,派出大军四处搜捕,最终也没有找到逆贼的踪迹,张格尔哪里去了呢?

面对着浩荡的皇恩,压力重重的长龄决定软硬兼施。

首先,他下令面向新疆驻地告示悬赏,重赏能够提供张格尔下落者;对于擒获张格尔者,可赏银十万两。

其次,他向新疆回众施加压力,向与新疆接壤的周围属国施加压力。当然,新疆回众和周边的属国都表示绝对不庇护张格尔,一旦发现行踪,立即报告。但张格尔依然无影无踪,他哪里去了呢?

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长龄的举措还是收到了效果,关于张格尔的消息多了起来,清军无论真假,一律认真对待,结果疲于奔命,屡屡扑空。其实,这倒不是情报不准,而是新疆广袤,交通落后,情报一来一往费时又长,而张格尔部多为骑兵,飘忽不定,等清军赶到的时候,已是人去楼空。

时间到了道光七年七月,道光帝再也等不急了。他一面处分长龄等人,一面布置新疆善后。节俭成性的道光帝考虑到大军长驻新疆开支太大,几万大军驻扎新疆,每日仅粮草消耗就令其心疼不已,决定从新疆撤兵,只留八千人驻守。后经长龄力争,方改为留兵一万八千人。道光帝认为,没抓住张格尔虽然遗憾,但办到这个程度,也算差强人意。

就在道光决定就此罢手之际,张格尔自己送上门来了。原来,他贼心不死,这段时间一直在养精蓄锐,以图东山再起,.此时,他又率叛军前来侵扰,结果被清军紧紧地咬上了,几次战斗,双方互有损失。为擒拿张格尔,清军实行了反间计,由回民前往与张格尔联系,称清军大军已经撤退,喀什噶尔城防空虚,回众盼张格尔重回喀什噶尔,再举大事。

张格尔联想到汉族新年即将到来,信以为真,引兵入关,结果被清军包抄,清军紧追不放,沿途回众也力助清军,张格尔被迫陷入四面楚歌之中。

此年腊月二十八,清军将张格尔追到喀尔铁盖山下,张格尔率仅剩下的三十余名亲兵弃马攀缘而上,清军也弃马攀爬,紧追不舍,并用鸟枪射击。张格尔爬到山顶,身边仅剩十余亲兵了。

站在山巅之上,俯视清军呐喊着包围而上,走投无路的张格尔持刀在手,欲自刎而又犹豫不决。这时,清军官兵厉声断喝,一拥而上,夺刀将张格尔按倒在地。

这是个历史性的时刻,时间为公历1828213日午后。

一抹残阳映红了雄伟的山峦,在雪山之上,年轻的士兵脱下了军装,让凛冽的山风吹干一身大汗,山谷中还回响着刚才追敌时的奋力呐喊。

长龄喜出望外,他红旗报捷,信使以“八百里加紧”的速度向北京奔驰而去。按军令规定,这一喜讯将在20天后传至北京,否则,信使将被军法处置。同时,上千官兵押解着张格尔,缓缓地向首都北京行进。

道光八年正月二十一午夜子时,新疆信使策马抵达正阳门东的兵部大门口,兵部差官扶起滚下马来的新疆信使,从他背上卸下汗水湿透的行囊,从中取出油纸紧紧包裹的奏折,一看油纸外贴的“传票”,赶紧掏出怀表一看,立即将奏折揣入怀中,一溜烟向紫禁城跑去。

道光帝在凌晨接到了这一喜讯,喜出望外,立即传军机大臣前来,下发谕旨,嘉奖新疆前线官兵。首先解除此次军事行动有功人员以前所受的各种处分,然后论功行赏。长龄被封为“威勇公爵”,世袭罔替,授为御前大臣;杨芳被加封为“果勇侯爵位”,世袭罔替,换带双眼花翎,在御前侍卫上行走;杨遇春实授陕甘总督。参与了这次谋划的军机大臣如曹振镛等人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奖励。

朝廷一时之间喜气洋洋,早朝的时候,文武百官得知这一喜讯,欢声雷动,立即请求为道光帝加“尊号”,道光帝婉言谢拒。于是,群臣又纷纷赞扬皇上虚怀若谷,是个谦虚的好皇帝。

没过几天,道光帝又做出如下决定:

1、今后加强对新疆官员的年终考核。当然,大清朝的考核往往走过场,这回道光帝在体制上做了一点儿调整,达到一定级别的官员的年终考核评语由上级官员做出后,不与被考核者见面,直接秘密上报皇帝,然后决定赏罚升迁;

2、今后派往新疆的官员力求品格、才干优秀,不能再派那些犯了错误、上了年纪的大臣来管理新疆。

3、加增新疆官员的“养廉银”——廉政补贴。比如,伊犁将军原来每年领取养廉银三千两,现在增加一千两,共四千两。此外,各级官员的养廉银标准也相应提高。这有利于新疆官员廉洁守法,也利于国家加强对新疆官员的管理。

4、对参加叛乱的当地群众不再追究,以示宽大。

5、对这次远征所取得的可喜战果用绘图、画像、立碑的形式加以纪念,使边疆乃至全国上下都能铭记。

当张格尔押解至京后,举行受俘典礼。

五月初十,张格尔被解至京城。次日,献俘于太庙、社稷。

五月十二(公历623日)那天,清廷在紫禁城午门前举行了盛大的受俘礼。午门前御道两侧排列着皇帝仪仗,百官按文东武西的规矩肃立,禁卫军官兵服装整洁,旗帜鲜明,器械精良。道光帝在钟鼓声中登上巍峨的午门,升御座就位,一时全场肃穆,鸦雀无声。只有旌旗猎猎,一派天朝上国的气象。

赞礼官高唱:“进献俘虏!”丹陛大乐齐奏《庆平章》。

兵部尚书引导几名威武高大的清军士兵押解着已被五花大绑的张格尔行至午门前跪下。兵部尚书高奏:“平定回疆,生擒俘囚张格尔,谨献阙下,请旨!”

道光帝大声下旨:“所献俘囚张格尔交刑部,著王大臣会同刑部严讯!”

于是,刑部尚书率衙役登场,在天子脚下从兵部尚书手中接收张格尔,然后,押出,送往刑部大牢。

最后,百官分班朝贺,一时“万岁”之声似山呼海啸。

这是有清一代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午门举行受俘礼。

五月十四,道光帝亲审张格尔,经过一番象征性的“审问”之后,张格尔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立即执行。这个给边疆百姓带来滔天大难的叛逆终于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平定张格尔叛乱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此战的胜利无论是从防止西方殖民者的入侵,还是巩固中国西部边疆,维护国家的统一来看,在当时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与深远的历史意义。

道光帝一生也把这一业绩看成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功业,而且,道光朝的这次远征还带动了新疆的开发。

此后,清政府在新疆兴办屯田,鼓励移民,尤其是南疆地区的开发,就是在这次军事行动之后。道光帝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以鼓励新疆开发,如屯田农户中有意入伍者,准其在当地当兵;戍边的内地士兵如果愿意在新疆安家落户,听其自便;酌改遣犯发配地点,充实南疆,对犯人的年龄加以限制,以“年力精壮”者为主,以利农业生产;内地百姓有愿意前往新疆屯田者,“皆官给印券”。此后,新疆各族百姓和睦相处,取长补短,共谋发展。新疆成了米谷丰盛、瓜果飘香的好地方。

此时的道光帝年富力强,锐意进取,面对着日益衰朽的清朝,作为一国之君,踌躇满志的道光又会有哪些复兴王朝的举措呢?

请看:海运皇粮。

(六)海运皇粮

(当时的清政府除了要面对内忧外患以外,还要应付财政危机。政府的懦弱保守、吏制的腐败、国家经济的萧条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使这个泱泱大国难堪重负。而最能揭示这些现实的就是清朝维持了近200年的漕运制度。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为了给京城的皇族、官僚以及军队供应粮食,每年将南方的粮食通过运河送到北京,这就是被称为国家大政的漕运制度,漕运到道光年间,已经是弊端丛生,难以维持。那么,漕运制度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阻碍?面对可能断粮的危险,道光帝又将如何谋划应急之策呢?)

为解决北方粮食不足和保证皇族、官僚以及官兵俸饷的发放,清政府每年需要将几百万石粮食通过运河北运至京师。这被称为“漕运”的国家大政到了道光年间已经是弊端丛生、难以为继。那么,漕运究竟遭遇了怎样的阻碍?面对可能断粮的危险,道光帝将如何谋划应急之策?这又导致漕运体制发生了怎样的变革呢?

【漕粮难运,借黄济运】

道光四年,年关将近。京城内外买卖年货的人群摩肩接踵,迫不及待的孩子不时燃响了爆竹,把新年将至的气氛烘托得更加浓重。忙碌了一年的各衙门官员正准备封印放假,回家过年。

这时,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洪泽湖高家堰大堤决口,大量湖水外泄,致使大运河从江苏高邮、宝应到清江浦(今扬州到淮安)一段水位急剧下降,漕船搁浅,京城粮道断绝,面临着断炊的危险。

这般光景,年是没法过了。

道光皇帝气急败坏,一面下令将南河总督张文浩革职,披枷带锁,押赴决口处示众一个月,让他好好看看他干的好事儿,然后发配新疆;同时派军机大臣、吏部尚书冒着漫天大雪,驰往决口,会同两江总督孙玉庭等研究对策。

道光为何如此着急?如果您了解漕运是怎么一回事儿,就能理解道光皇帝此时的心情了。

大家知道,农民要交公粮,过去叫“交皇粮”。说是交粮,实际上,清政府往往要求农民交银子,但对山东、河南、湖南、湖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等八个产粮大省则要求农民直接交粮食,什么粮食呢?一般是大米,然后政府再将这些大米通过大运河北运到北京通州,这叫作漕运,以此解决北方粮食不足和保障百官俸禄、士兵军饷的发放。嘉庆道光年间,每年运送漕粮四百万石。

这项“南粮北调”的工程是封建社会的国家大政,号称“天庾正供”,耗费了惊人的人力、财力。自嘉庆年间起,漕运就已经弊端丛生,为此,让嘉庆和后来的道光帝伤透了脑筋。伤脑筋的首要原因是运输成本越来越高。

一般说来,漕运的成本包括五部分:

1、水手的工资、口粮的费用;

2、为保护漕粮而动用军队的费用;

3、漕粮的正常损耗;

4、疏浚、维护运河的费用;

5、漕船的建造、维修的费用。

嘉庆以来,有两个因素致使漕运成本骤增:

首先是生态环境恶化。当时,黄河从江苏入海,自乾隆晚年以来,黄河对运河形成倒灌之势,几次水灾,扰乱了运河水系,运河淤塞严重,漕船往往搁浅。这样一来,漕船不能按时抵京,时间一长,水手的口粮、工资,调动军队的开支大增;漕粮也更易霉变损耗;为了驶过浅滩,不得不动用上万纤夫节节拉纤,不仅额外平添了不少开支,而且拉坏了无数漕船,漕船修造的费用也是居高不下。

其次,吏治也增大了漕运成本。譬如,在漕船修造这个环节上,当时有漕船六千艘以上,规定每年修造十分之一,负责修船的官吏弄虚作假,从*取暴利,仅修船一项,国家每年就要花费上百万两白银。

同时,漕船经过数千里的运河,要想顺利驶抵通州,沿途要交纳不少“陋规”。漕运是“天庾正供”,国家严禁沿途地方官勒索陋规,但你不交陋规,漕船通过船闸、浅滩的时候,就难以获得地方的援助,在验米等环节也会受到刁难。更何况漕丁本身也不清白,所有漕船都不顾国家禁令,私揽客货,超载严重,甚至夹带,你不交陋规,你过得去层层关卡吗?这样一来,漕粮运到北京,每石米的价格就是南方价格的二三倍了。可见,若仅算经济账的话,漕运可谓得不偿失。

道光年间,著名诗人龚自珍行抵淮浦(江苏淮安),听见纤夫的号子声此起彼伏,通宵达旦,被搅得难以入睡。循着号子声来到河畔,一幅壮观的场面顿时映入他的眼帘,但见篝火烛天,上千纤夫挥汗如雨,喊着发自肺腑的号子,奋力拉挽,将一艘艘漕船拖进船闸。那份艰难,那份苦楚,让诗人目睹了日渐衰退的国家机器运转的巨大代价。作为一名政府下级官员,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歉疚之感,于是,浑身颤抖,热泪横流,脱口吟唱: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大家会不会有个疑问:清政府为什么不直接向北方的官员、兵丁发放现金,让他们自己去市场上买粮呢?其实,这个办法清政府不是没想过,但是,当时中国是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国内市场并未形成,少量的需求勉强可以满足,要是北方的官员、兵丁都到市场上买粮,根本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可买。所以,即使千难万险,成本奇高,政府也得保证漕运。因为,那个时候,粮食已经成为战略资源,这关系到国家机器运转和北方粮食的安全,漕粮晚到北京几天,都可能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道光继位五年来,一直为漕运成本过高而烦恼,但是,如今的难题已经不再是成本多高的问题了,漕船都搁浅在运河滩上,一动不动,除非有神仙相助,否则,就只有干着急的份儿了。当时,每年漕粮在十一月征完,十二月起运。如今漕粮刚刚起运,就搁浅,关系北方稳定的命脉就被切断,道光皇帝怎能不急?

大家会不会有一个想法:清政府为何不尝试陆路运输,怎么一门儿心思非走运河不可呢?

中国古代车辆设计十分落后,解决不了四轮车辆的转向和操控问题,只能设计制造独轮的人力车或两轮的畜力车。这种车装载量很小,加之全国道路十分简陋,车轮和车身之间没有减震装置,通过性极差,速度奇慢。要是这样运粮,一路上人吃马喂,恐怕到了北京,一车粮食基本上也就消耗光了。所以,有这么一句古语:“千里不运粮”。通过陆路运送粮食,清朝人连想也没想过。

摆在道光帝面前的难题是让这批搁浅的漕船脱离淤塞河段,能够即时北上。于是,钦差大臣文孚和署理两江总督魏元煜提出了一个方案——借黄济运,并提出了实施此方案的经费预算——三百万两白银。

借黄济运就是打开闸门,把黄河水灌进运河。因为黄河是地上河,河面高于运河,所以,黄水可直达淮扬,运河水面升高,足以浮送漕船。但是,此法虽可使搁浅的漕船暂时通过,但过后大量泥沙将使运河淤塞,甚至破坏淮河、洪泽湖的水系,故称引狼入室的馊主意。这个方法过去不得已情况下已经用过几次,多次的事实证明后果严重,不堪设想。

当时州县官中有人告诫政府的高层说:“借黄济运之说,询之土人,虽妇人孺子皆知无益。”就是说你问问当地人,即使是妇女、小孩儿都知道这个主意不好。道光和文武百官自然也深知“借黄济运”后患无穷,但此时,形势严峻,迫在眉睫,火都快烧到眉毛了,也就顾不上别的了,只能先顾及眼前了。

道光皇帝一方面抱怨“借黄济运”弊端太大,一方面又让魏元煜“权宜办理”,也就是把责任推给了魏元煜,你看着办吧。然后,道光帝又将三百万两的经费预算给打了个二点六折,首先批准了八十万两。就这八十万两也仅仅由中央财政拨了二十万两,余下的六十万两让他自筹。魏元煜当然筹款无门,还是皇帝面子大,出面替他从山东和江苏借来了余下的款项,好歹凑齐了八十万两。

二月初九(公历328日),借黄济运正式启动,闸门开启的时候,有的地方官情不自禁,痛哭流涕。大家纷纷劝慰,说顾全大局,漕运要紧,等等。此时,原两江总督孙玉庭已被革职留任,正主持借黄济运,然而,一个多月后,他越发感觉形势不妙,此时的黄河正处在枯水期,倒灌进运河的黄河水有限,绝大多数漕船仍是举步维艰,但恶果倒是立竿见影,新的淤泥正在形成,于是,奏请停止借黄济运,改为盘坝接运。

【盘坝接运,海运南漕】

什么是盘坝接运?

盘坝接运就是在淤浅的运河河道中临时筑坝,再将附近的湖河之水用水车灌进坝中,借以暂时提高水位,船行过坝之后,转从高邮由驳船北运。此法虽不致像借黄济运那样扰乱运河水系,但代价太高。以这个方法运到北京的漕米,谁还能忍心下咽。这不,孙玉庭报上了盘坝接运的支出预算,共需白银120万两。

时间已是初夏了,往年这个时候,连湖南、浙江这些地方的漕船都已经到了通州。而现在,大批漕船还拥堵滞留在淮安以南。京城已经出现粮食恐慌,清政府不得不紧急从奉天(今辽宁省)调运剩余米粮入京,缓解粮食压力。但奉天人烟稀少,产粮不多,不可能给北京的粮食供应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

形式日益严峻,道光帝不堪重负,此时,他没敢大打折扣,东挪西借凑够102万两,至此,国家已经为这批共200万石的漕粮投资了180多万两白银了,稍有经济头脑的人都清楚这是一笔亏损到极点的投资。不过,道光皇帝在懊恼之余多少也为自己这次慷慨而自负,他还抱着一线希望——孙玉庭可能还会给他节省些钱。

不料,这180多万两银子仍然未能解决问题,200万石漕粮仍然没有运过黄河。无奈之下,孙玉庭不得不再请拨款,他深知道光帝崇尚节俭的秉性,所以,这次他要的不是现金,而是手中的漕粮,根据《清史稿》记载,孙玉庭请截留漕米一百万石。

本来,用180多万两银子的投资将200万石漕粮运过黄河已是赔本买卖,而今仅剩100万石了,转瞬间又亏损了一倍。而且夏至将临,水势更难预料,漕粮已经注定无法按期运到京城。道光帝忍无可忍,立即做出了一系列重大人事调整。将革职留任的两江总督孙玉庭、现任两江总督魏元煜以及漕运总督、南河总督一并交部议处,追究责任。

不久,处罚结果也出来了,降职的降职,勒休的勒休(勒令退休),孙玉庭被勒休,而且赔偿此前剥削运送滞留漕粮费用的十分之七。考虑到如果让孙玉庭退休回家,等于把他从漕运的纷扰中解放出来,未免便宜了他,所以,道光帝命令把他押往运河工地,开挖河道。当时72岁高龄的孙玉庭每天拿着铁锹挖泥,心情沉重,估计欠道光帝的这笔巨款今生永无偿还之期了,做了一辈子官儿,给儿孙们欠了一屁股饥荒,真是死不瞑目。

借黄济运失败,盘坝接运失败,漕运危机终于走进了死胡同,这时还有何计可使?

早在借黄济运计划即将启动之际,有人提出了个海运南漕的想法。这个办法的希望寄托于运河的东方——广袤无垠的太平洋。是啊,如果将漕船驶出长江口,前往天津,不是一样能将漕粮运到北京吗?您能猜到是谁在这时提出海运的建议吗?大多数人可能想不到,这个颇前卫的计划的提出者居然是谨小慎微的道光皇帝。

道光五年二月初五(公历1825324日),道光皇帝下发圣旨:目前借黄济运,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必将留下后患。从前有海运之说,意见纷纭,并无定见。朕想江苏、浙江等地滨临大海,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在山东、直隶、奉天各口岸卸运售卖,一年中往来数次,似海运尚非必不可行。朕意欲将各地应纳漕米改雇大号沙船,让水手小心驾驶,定能履险如夷。其他如风涛之警,盗贼之事,也不必担心。只是事属创举,办理不易。但不可畏难,束手坐视,漠不关心。有关单位应该广咨博采,通盘经画,不存成见,将海运相关事宜一一熟筹,据实具奏,候朕裁酌施行。

不过,道光皇帝的这种跳跃性思维让各省督抚多少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你刚刚批准了借黄济运,现在又要讨论海运南漕,这是怎么回事呢?一研究上谕,就能发现道光皇帝是以商量的口气写的圣旨,也没肯定说非海运不可。

于是,官员们普遍猜想这可能是为以后海运作准备,但又一想好像也说不通,因为很快决口就堵上了,雨季之后洪泽湖水位上涨,运河就能通行,何必还海运呢?而且,海运也不是新主张,这本是嘉庆朝否定了的方案,谁愿意冒风险去搞什么海运呢?所以官员们的反应并不积极。

原来,在嘉庆初年就有人提出过海运的建议,但反对呼声太高,这些反对意见中既有一个大陆民族对海洋的不信任,更深层次原因还有既得利益在作怪。漕运之利太大了,贪官污吏可以中饱私囊,连世袭的船户都可分一杯羹,不仅可以借漕运带点儿私货,贩运走私,而且,单论漕丁这份儿威风,也够让人心理满足了。

当然,这些理由都拿不到桌面上来讲,要讲只能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立论,于是,提出了三个反对理由:

其一,海洋中礁石密布,艰险难行,天庾正供,不可尝试于不测之地;

其二,由谁来运呢?漕丁不认识海路,让民船来运,船户又散漫惯了,难以稽查,万一延误,这个责任谁也负不起;

其三,实行海运,现在以漕运为生的几十万人的生计就会发生问题,对社会治安威胁不小。

总之,反对者说得振振有词,嘉庆皇帝也是举棋不定,最后,反复斟酌,否决了海运的建议。根据《清史稿》记载,从此之后,在整个嘉庆朝,就没有人再敢提海运的建议。

在处分了魏元煜、孙玉庭之后,五月十八(公历73日),道光帝调安徽巡抚陶澍为江苏巡抚,十余天后,将山东巡抚琦善提升为两江总督。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陶澍和琦善的登场。

琦善以干练著称,而陶澍是道光皇帝上台后发现的第一个人才,为官胆大心细,敢想敢干,正直清廉。为什么要调他们两人呢?因为一旦实行海运,肯定首先从江苏省试行,调陶澍为江苏巡抚,升琦善为两江总督,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明白道光皇帝要大干一场了。更何况此前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英和已经上了著名的《通筹漕河全局折》,倡议海运。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英和在奏折中说:运河阻塞,漕运中止,治河与漕运不能兼顾,只有暂停漕运以治河,雇佣海船来运漕粮。虽然是权宜之策,实在是当务之急。雇佣海船分运,则飓风不足疑,盗贼不足虑,漕粮损耗不足患。以商运代官运,则舟不待造,丁不待募,价不待筹。何况现在引黄济运、盘坝接运皆一筹莫展,如不变通将如何收场,臣以为只有海运一法。

英和此奏不仅明确了海运的必要性,而且,其中闪耀着光芒的地方是他提出了将漕粮交给商人去运,不再由国家包办运输,这样一来,国家也就不用费尽心机地去管理漕丁、修造漕船了,一切按市场规则来办,国家掏钱就是了。这实在是中国经济制度史上别开生面的一页,是道光朝海运南漕的最大亮点。

道光帝将此折下发各省讨论,反对的呼声还是很高,连漕运总督都不赞成。反对者除了重复嘉庆年间的理由外,还更深入地论证了技术上的难题。六月初六(公历721日),有大臣向皇帝揭示了一个埋藏多时的“秘密”——本来不想告诉你——漕运水手中普遍结成了黑恶势力:什么这个“教”,那个“教”;这个“帮”,那个“帮”,名目不少。其中等级分明,设立私刑,敛钱聚众,轻者打架斗殴,重者杀人越货。为此警告皇上“明年傥暂行海运,此数万人安保不滋生事端,尤宜妥为安插”。也就是说,一旦改为海运,砸了他们的饭碗,数万漕丁恐怕将会严重威胁国家的稳定。

严格点儿说,表态坚决支持海运的只有陶澍一人,两江总督琦善也多少有些畏难情绪,但他跟皇上跟得紧,只要皇上坚持海运,他肯定全力支持。对此,道光皇帝是有把握的。

七月二十三(公历95日),道光终于作出了决定:明年全力修整运河与黄河,江苏省漕粮150万石由海运来京。至此,关于明年漕粮的运输方式得以确定。考虑到反对呼声的高涨,道光皇帝后来出面解释:海运之说,由来已久,未闻险阻难行。商船经年往返,与内河如出一辙。此时以漕粮一百五十万石,试行海运,存此章程,作为国家漕粮转运的一个新途径,并非此后长由海运而舍河运于不用也。

当时,坚决反对海运的根本原因主要还是既得利益使然,尽管漕运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纷扰与麻烦,毕竟大利所在,谁也不甘心放弃。但是,既然皇帝已经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而且,现在运河梗阻,漕运难行,再怎么说也不能看着北京缺粮,于是,反对者很快就偃旗息鼓了。

道光五年秋,陶澍赴上海,会同江苏布政使贺长龄,设立上海海运总局,招商承运,为此开出了优厚的运费和免税等待遇:如商人装载茶叶等货物和漕粮的比例按三七开,三分带货免税;而且,他还宣布漕粮全交商船承运,政府不派旗丁押运。这主要考虑到这些押运军人不识海路,怕他们晕头转向瞎指挥。

消息传开,商船船主们欢欣鼓舞。当时,东南商人每年从宁波、上海出发,北上天津、东北贩运茶叶和布匹,回程时载回大豆、小麦等物,这条航线正好与清政府所提供的运送漕粮的线路吻合;水手善于利用季风,在航海技术上不存在任何问题,每年往返于南北的沙船的失事率仅为百分之一,远低于运河漕船的失事率。

而且,当时沙船每年前往北方时,由于装载的茶、布之类商品重量不足,不得不用石头压舱,来保持船只行驶的稳定性。如果装载漕粮,既可以此压舱,又不影响茶、布的贩运,还能得到清政府的运费。所以,船主踊跃申报,争先恐后,陶澍很快雇得沙船一千余只。

由于待运的漕粮有一百五十余万石,所以,拟分两次运往天津。道光皇帝十分重视此事,重新任命了验米大臣,前往天津与直隶总督共筹收兑事宜。一时间,南北并举,声势浩大。江南提督、山东登莱镇总兵、天津镇总兵沿途布置警卫事宜。其实,北方海域并没有海盗出没,如此布置无疑显示了国家对海运的相当重视。

道光六年(公历1826年)二月下旬,第一批漕粮130万石装载完毕,船队举行了盛大的出航仪式。陶澍设宴款待商船首领,祭告了海神、风神、天后各位神灵,然后千船扬帆,鱼贯出海。当时江澄海明,旌旗飘扬,颇为壮观。

此次海运,只用了近半个月的时间,第一批漕粮便运抵天津(运河漕运正常情况下需四五个月),比照老规矩,清政府划出了一定额度的“耗米”,但颗粒未损,所有“耗米”全归船主。船主本想在天津卖掉这些“耗米”,由于此次海运省心省钱,道光帝心情格外开朗,闻讯立即指令政府按价收购,以便让船主赶紧到东北进货,然后尽快赶回上海运载第二批漕粮。

清政府收下“耗米”,一共向各船主支付白银20万两,船主点清现银,喜出望外,连东北的大豆生意也撂下了,立即驾船南返,运载第二批漕粮。截至四月三十(公历65日),第二批漕粮抵达天津,提前完成漕运任务。此次海运南漕共雇佣商船1562只,运漕米163万石,颗粒无损,不溺一人,这在清代漕运史上还是前所未有的。

海运优于运河运输是显而易见的,突出表现就是海运的运输速度快,周期短,漕米米质也能保证,米色晶莹,损耗也降为最低;加之不经层层关卡,官吏也没有了盘剥中饱的机会;雇佣商船承运,节省了漕船的建造、维修、管理费用,其最终成本大大低于运河运输。据说运输成本仅是河运的一半稍多。

海运南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绝不仅仅意味着运输途径的改变,而是具有十分重大意义的举措。当时学者魏源指出:“三代有贡道,无漕运;汉唐有漕运,无海运;元明海运矣,而有官运,无商运”。也就是说,漕运之举,起于汉代;海运漕粮,起于元明;而以商船海运漕粮则是道光朝的创举。这是体制上的改革,引进商品经济成分和市场运行机制,改变了过去完全由官府垄断漕运的惯例。

道光皇帝对此次海运结果十分高兴。

琦善、陶澍分别受到嘉奖,力倡海运的英和获赏紫缰(马车使用的紫色缰绳。当时,官员上朝坐马车,车的样式一致,又无车牌号码,白天从车的缰绳,晚上从车上挂的灯笼来识别车主身份)。

当然,道光帝也没忘了表达对神明的感激,他亲笔写下了“安澜利运”、“宣仁利涉”、“波济运”三幅字,让陶澍制成匾额,分别送给天后庙、风神庙、海神庙。

但是,此次海运南漕,叫做“试行”,仅海运了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仓四府一州的一年漕粮。虽然成功,却放弃了。陶澍本拟趁热打铁,奏请将苏州、松江、太仓的漕粮永归海运,被户部阻挠,未获采纳。道光七年,运河疏浚完工,勉强可用,于是又复河运,仅采纳陶澍建议,革除了一些陋规。

道光帝不是不知道海运之利,但是他之所以不敢彻底放弃运河漕运,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其一,在粮食紧缺的当时,这些用于发放北方官兵俸饷的一百多万石大米简直就是道光皇帝的命根子,容不得一点儿闪失。从海运成功后道光帝对神灵的感激来看,他真是捏了一把汗,万一海运时遇上了台风,漕粮付之汪洋,真是一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对于一个大陆民族来说,若让其信赖浩瀚无边、深不见底的海洋,还须经过漫长的过程。就连主张海运的官员也表示永远改为海运“尚宜筹尽善者”,“内河之贡道,天庾之正供,其不能全归于海运明矣”。而且,道光帝认为,运河漕运毕竟系祖宗成法,岂能说改就改。

其二,当时中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漕运利益集团,这由直接管理漕运的官僚、征收漕粮的各省官员以及“旗丁”(承担漕运任务的军人)、水手组成,有几十万人之多。

而且,漕运带动了运河沿岸数以百计的城市集镇的繁荣,涉及数千万人口的生计,运河沿岸茶馆、酒楼、旅店林立,下层百姓摆摊、搬运也能赖以糊口,小偷、也分一杯残羹,千百年间已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

由此来看,绝不能仅仅从漕粮运输本身来看漕运。考虑到国家的稳定,道光帝也不敢不妥协。

但这次海运的成功积累了经验,为后来再行海运奠定了基础。而再行海运,已是道光二十六年(公历1846年)的事情了,距此次试行,过了整整20年。此后,海运南漕成为常例。

真没想到,后来,这个百般阻挠海运的漕运官僚集团,被太平天国运动扫荡得干干净净,洪秀全为清政府的漕运改革扫清了障碍,而上海的兴起也为失业的漕运水手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所以,从同治年间开始,清政府使用轮船海运南漕,更为安全、便捷。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成长,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国内市场的成熟,光绪二十七年(公历1901年)以后,漕运陆续停止,中国近两千年的漕运历史也就画上了句号。

这次海运南漕,另一个大成果就是陶澍初露头角,他成为道光一朝政坛上最闪亮的黑马,可以说是万众瞩目。陶澍满腹经纶,踌躇满志,决心一展宏图,为衰迈的晚清鞠躬尽瘁,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陶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道光朝,陶澍又做了哪些可圈可点的事情呢?

请看:惩治盐枭。(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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